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在文化如此多元的情况下，如何整合多种文化，尤其是种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成为美国两大政党和政府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从政党政策和政纲的角度探讨美国的两大政党是如何处理国内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冲突和矛盾，维系文化的多元与和谐、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的。（注：由于美国的国情，美国的政党政策有时是通过其自身控制的国会和政府来实现的。）
总体而言，美国两大政党及其控制下的国会和政府处理文化冲突主要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着手。
美国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独特性，任何国家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如此有效地运转，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美国般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其民族的地理分布而言，在美国，除了印第安人之外，没有一个少数族群拥有属于本民族的“祖居区域”。移民们虽然以族群为单位形成了一个个民族“飞地”或者说文化“飞地”，但是这些“飞地”很少超越镇或者街区的范围，具有很强的小地方性或者小区域性特征，成为散处美国各地的文化孤岛。（注：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页。）从两大主要政党的政纲、政策以及联邦政府的政策来看，都反对将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以及任何试图以民族单位为基础建立政治实体的努力。在联邦政府的正式法律文件中，没有民族权力的表述。因为，“美国信条构想的是一个由自己选择并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以不可侵犯的民族社团为基础的国家。宪法保障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注：Alain-G. Gagnon and James Tully, Multional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 ）1818年，居住在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移民集团要求征用西部一片土地以作为他们的属地，这一要求遭到了联邦政府的断然拒绝。而且，国会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重申以下原则：联邦政府反对任何一个海外迁入的群体在合众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区域。可以想见，如果这样的请求被批准，其结果是将既有的地域性联合转化为民族性联合，地域分野与民族分野相互叠加，反而会增强国家的离心力。（注：March Lee Harson,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129. ）这样，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实际上由各个民族聚居的区域组成的国家不同，在美国，各民族没有生活在特属于本民族固定的土地上，这就为其整合民族文化冲突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clash for windows 订阅。
再者，很难想像，如果一个国家各区域有着独立的经济系统，彼此间缺乏信赖感和经济联系，这样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的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从经济角度而言，各文化群体对于国家共同体的信赖“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共同利益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他们共同需求的强度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只有那些被他们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才能将他们紧密团结，以抵御那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界力量的影响”（注：Karl W. Dectsch and William J. Foltz, NationBuilding, Atherton Press, 1963, p. 41. ）。美国政党和政府借助市场经济的扩张性，把各文化群体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和党政治家迈克尔勒曾不无得意地说，“在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动荡牵动的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神经，无论他是穷人富人、黑人白人、拉美裔人还是亚裔人”（注：Lebaron Michelle, Bridging Cultural Conflicts: A New Approach for a Changing World, MIT Press, 2003, p. 132, p. 231. ）。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虽然在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涉经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两党对于通过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引导来加强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融都持肯定态度。因为，文化群体的地域性和封闭性往往是狭隘的民族文化认同(或者说少数文化群体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如果突破其地域性和封闭性的局限，也就打通了国族文化认同的入口。美国的两大政党及其政府都认识到，“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还需要从经济上来解决，美利坚合众国的合众为一首先是经济上的一体”（注：Richard D. Alba, Ethnicity and Race in the U. S. A, Routledge Press, 1984, p. 229. ）。因此，利用密切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经济联系对于塑造美利坚民族认同、整合文化冲突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根本就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是不构成社会。”（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04页。）因此，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营造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是凝聚人心、整合各种文化冲突的关键所在。这种共识不仅构成一个社会人们行为的共同理念基础，而且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维系力量。
这些共同信念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以及一些国家仪式和象征。在早期，为了形成美国社会多种族裔之间的精神纽带，美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的理论，如民主、自决、公民参与等，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凝炼出的“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人的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便成为“美国信条”，（注：这是瑞典人加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的总结。）也成为拥有各族裔、来自各种地区、信仰各种宗教并有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共同尊崇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皈依的最明确无误表述的总的理想的维系。与此相联系的是WASP(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下同。)文化传统，因为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移民中白人占绝对的多数，而且白人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同时，“美国体制、习惯与思想对所有种族的新来者具有令人惊讶的融化的力量……能极快地消融与同化大量涌入美国的外国人群。”（注：Arthur M. Schlesinger Jr. ,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 46. ）于是，以英语为主要交际工具，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政治、文化、宗教理想和体制及其价值观就成为支撑“美国信条”的主流文化。对于以WASP文化为传统、以“平等、自由”为内涵的“美国信条”的强调与巩固就成了美国政党及其政府塑造共同信念的一种手段。
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两大政党、国会和政府也创设了不少的爱国主义的仪式和象征。内战之前，只有美国的“独立日”和华盛顿诞辰的纪念活动是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节日。内战之后，1863年，美国总统共和党人林肯宣布规定感恩节作为全国性的节日，此后这一节日具有了浓厚的民族和宗教的气息。每逢感恩节，学生们倾听先辈清教徒的故事，牧师们在布道中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宗教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感恩节的晚餐成了全国的习俗。此后阵亡将士纪念碑以及自由女神像的树立，都有效地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心。美国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也很多，诸如“山姆大叔”、自由女神像、费城独立厅的独立钟、白头秃鹫以及“新制万年”、“合众为一”、“我们信仰上帝”等铭文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浸透了基督教精神的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公民宗教”(或者说国民宗教)。（注：“公民宗教”一词始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曾在《社会契约论》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指写在一个国家典册中的一套法统神话，它规定了国家自己的神、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信条、教仪和法定的崇拜表现。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N. 贝拉在1967年发表《论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借用这一概念说明美国人民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认同的宗教支持要素。）“它是一种维持秩序的宗教……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人民公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就不可能长期存在。”（注：R. G. 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在公民宗教中，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人民借助宗教情感表达的实际上是对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仰，上帝只不过是美国社会的象征，它属于美国人民，人们不会在意他究竟代表哪个具体的教派。美国公民宗教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美国的政体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宗教言辞和象征遍布于公共言论和礼仪之中；国家重大典礼的活动本身具有宗教气氛，并履行宗教功能。（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第87页，第268页。）亨廷顿指出，“公民宗教把信仰许多教派的美国人转变为具有一个宗教灵魂的一个民族。”（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第87页，第268页。）美国的两大政党以及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公民宗教的作用，并创造性地将宗教习俗与信仰转化为政治力量，以达到凝聚各种文化群体的作用。美国历任总统，不论其属于哪个党派，信仰哪种宗教，在宣誓就职时，都需要祈求上帝的赐福与保佑；在公开演讲中，他要为民众的事业请求上帝的引导；在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刻，他要恳求上帝的帮助。
同时，美国政党和政府处理文化冲突也离不开对民主参与和对包容精神的倡导，依赖于法律尤其是种族立法、移民立法的不断健全逐步走向包容。阿瑟?施勒辛格曾言，“在缺少共同的民族来源的情况下，把美国人连接在一起的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对民主和人权理想的共同信奉。尽管在实践中这种理想经常被人们背离，但它永远激励我们去缩短实践与理念之间的距离。”（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国的分裂：种族冲突的危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24页，第4页，第32页。）他进一步解释道，是美国人民为民主和自治所作的不懈努力，使这样混杂的一群合为一个单一的社会。（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国的分裂：种族冲突的危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24页，第4页，第32页。）
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哈特也认为，“美国的本质就在于它有着把具有明显差别的多种种族、多种宗教和多种民族的人民构筑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能力。它能够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民主的原则既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又提供了公民参与的实践经验。”（注：Arend Lijphart,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1. ）因为，民主从理论上而言提供了一种鼓舞人心的伟大信念，从实践上的参与而言也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意识。在民主社会中，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作出决定，每个人的各种利益都能够公开地、充分地表达出来，也都将受到其他人的认真对待，同时自己也要认真考虑别人的利益，社会的一切政治机会、经济机会对于每个人——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信仰哪种宗教——都是开放的。因此，公民对于民主国家就能够产生一种同一体的感受，爱国情感将会受到强烈的激发。
同时，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妥协也培养了人民的宽容精神。美国前总统人克林顿曾经充满自豪地说：“我们的民主原则所设想的是一个建筑在容许差异、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开放的社会。在实践中，美国曾经对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开放，但是今天却欲对所有的人比昨天更加开放，而且似乎明天将会比今天开放得更甚。”（注：Iris Marion Yong,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5. ）虽然，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于移民的限制也从来没有终止，但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使得种族之间以及各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主流已经从排斥转化为包容。从嬉皮士、朋克到同性恋，这些当初在别的地方不被认同的另类，都最先在这里立足和发展。旧金山同性恋者会在房子上挂上宣示自己是同性恋的彩旗，汽车尾部也挂着代表同性恋的彩条标志。这种包容另类、尊重其他文化群体的胸怀，表现在对于种族的态度上，就是包容异族。美国虽然有这么多的种族、民族和宗教，但是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激烈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这种包容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而且，美国有着较为健全的法制，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也较多，从政党到国会、政府，在当今都基本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民主、法治理性的指导下，文明、理性占了上风，人们普遍尊崇、普遍认同的是社会规则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绪。虽然在美国仍旧存在着歧视少数族裔的言行，也遭到少数族裔的反对和抗议，但是一般而言不会挑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暴力运动，不至于演变成为种族冲突。因为少数族裔对于美国的种族政策、法规等大体上是赞同的，而且美国健全的法制也为他们表达自己的种族利益提供了比较多的渠道。也就是说，“在这种文明、理性的社会氛围中，种族主义和仇恨文化基本上不会取得多大的市场”（注：羊慧明等《更年期的山姆大叔》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最后，对于美国信念的支撑，也离不开美国两大政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社会化，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教育。
阿瑟?施勒辛格曾经指出：“人民是靠神话来生活的clash for windows 订阅clash url下载，所以有些人主张事实可以被适当地渲染，特别是在这种渲染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的时候，例如可以使一个民族繁荣或者使一个种族兴旺。这里似乎维持一个有利的虚构的故事比保持历史的纯粹更为重要——特别是在根本就没有纯粹历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注：[美]阿瑟?施勒辛格《美国的分裂：种族冲突的危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24页，第4页，第32页。）历史是教育的最佳武器，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要抹去其历史的记忆，同样，重塑文化认同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将民族的光荣历史写进教科书。美国历来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倡导美国历史的教学。美国内战之前有六个州要求公立学校开设美国历史课，到1900年要求这样做的州已经达到23个。美国人默尔?科蒂认为，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生动和有吸引力地向我们的孩子们讲解美国英雄们的事迹，讲解我们的陆海军战士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讲授历届总统作为国家象征的人格力量”。（注：Moorer Curti, The Root of American Loyal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6. ）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小学就以更大的精力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让学生懂得必须保持全国的团结；一些新成立的爱国者组织和俱乐部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确保学校讲授历史和公民课。除了从历史、公民和地理课本上领悟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之外，中小学还举行升旗仪式和训读忠诚誓词。据另外一位学者分析，从1915年到现在出版发行的中小学将近400种教科书中，大部分都包含着爱国主义的内容。因此，“美国人从小被教导要尊重和敬爱自己的先辈以及他们建立起来的体制。”（注：Bedcie Louise Pierce, Civic Attitudes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0, p. 254. ）
从文化、教育和语言策略层面上而言，两党都主张尊重少数群体的教育权利和语言权利，提倡多元与宽容，采取一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加强各族裔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但是，两大主要政党在处理关于少数族裔以及其他文化群体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也有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注：在国内有学者译为“赞助性行动”、“积极行动”、“优先照顾行动”、“照顾行动”等，在美国的中文报刊以及国内的法学学者一般译为“平权法案”。），始于肯尼迪政府(1961—1963)时期。他在1961年签署10925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的合同承包人在执行合同项目时，确保不考虑种族、肤色和民族渊源，并采取“肯定性行动”，雇佣更多的少数族裔。后来，美国民权教育机构处在美国少数族裔学生的语言标准上采取相同的主张，要求那些获得联邦基金资助的学校采取“肯定性行动”，搞多语种化，以确保所有少数族裔孩子都能够获得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主要涉及少数民族群体，也包括在就业、上学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少数民族以及妇女在受教育和就业申请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学校和雇主必须积极地安置和录用称职的少数民族或者妇女申请者。此外，它还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学校或者雇主要有硬性的配额给予少数民族申请者，把少数民族成员安排在空缺位置上。“肯定性行动”计划还要求企业雇主必须表明他们没有犯种族歧视方面的过错。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肯定性行动的兴盛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主政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对于肯定性行动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颁布了一些有关肯定性行动的法令。由两党控制的国会也通过了一些法案促进肯定性行动的实施。这一时期，肯定性行动的大行其道反映的是两党及其主流社会对于历史上对少数族裔的同化和压迫的一种反思和补偿，力图用这种方法来真正达到主流民族与少数族裔以及男人与女人在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这一行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肯定性行动的弊端也愈加显露出来，肯定性行动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以及通过肯定性行动走向成功的少数族裔的大力批判。（注：其实，肯定性行动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不断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内森?格莱泽的《肯定性歧视：种族不平等和公共政策》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
在20世纪90年代，肯定性行动的利弊存废已经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总统选举中争议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肯定性行动计划上的争论反映了美国社会自由主义传统和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美国两大政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所代表的选民的差别。（注：参加2000年八月在洛杉矶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的4600名代表中，拉美裔代表创纪录地超过10％，非洲裔为20％，亚太裔为3％，印第安人近1％，总的说来少数族裔约占1/3以上。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族裔代表要少得多，人数最多的非洲裔代表也只有4％。从中也可以看出两大党代表的选民基础的差别。）1996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候选人多尔坚决主张废除肯定性行动，而候选人克林顿则基本上持赞成立场，力主对少数民族在就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照顾。但是，也表现出了一贯的“克林顿式的妥协方式”：“一方面，承认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精神是好的，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达到各种族之间的事实平等；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某些具体做法，对‘反向歧视’的白人受害者也深表同情。”（注：王波《当代美国社会热点聚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07页。）
在选举胜利后，克林顿总统为种族问题的解决也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和尝试。1997年6月，他在关于种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演讲中提出“一个美国”的理念，着重指出，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clash for windows 订阅，要消除彼此之间的偏见和歧视，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公民。20世纪即将来临，每个公民都要为推进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而努力，美国不应当作为一个分裂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他还专门任命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作为种族问题的总统咨询和顾问机构。在克林顿的推动之下，白宫还专门制定了促进种族融合、消除歧视、整合文化冲突的措施：(1)减少由于仇恨导致的犯罪；(2)提高非裔美国人在司法中的信用度；(3)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测量种族问题的敏感性，比如司法部在统计黑人青年的犯罪率时要选用不同的社区；(4)定期发布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取得进步的总统报告；(5)制作一些有关少数民族良好形象的文化类电视片，而不是在屏幕上过分强调黑人犯罪；(6)和大众一起努力，减少种族间的误解，鼓励对种族间的差异作正面的描述。但是，在其任期内，他只发布了两个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行政命令：一个是关于黑人学院的12876号，另一个是1994年的关于公平住房的12892号。这就反映了这一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和肯定性行动正在由盛转衰。（注：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见张立平《论肯定性行动》，载于《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其实，作为自由主义理念的继承人，以克林顿为首的人感到有必要坚持肯定性计划，因为它的意图是保障每个人特别是的公平机会。另一方面，人也认识到，在具体的执行和操作过程中，肯定性行动计划本身存在着悖论，它的运转并不是畅通无阻和完全公平的。（注：王波《当代美国社会热点聚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07页。）（注：黄勤等《谁能入主白宫》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2000年大选时，候选人戈尔沿袭了的一贯主张，对于肯定性行动基本上持赞同态度。他认为，不同种族问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根源，也是美国分裂的隐患。少数族裔仅凭自身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距，因此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政策的倾斜。他也承认这一行动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对此只能采取“修补而不是终止的办法”，而“修补”的原则是：所有的肯定性行动项目遵守四项公平标准：没有配额、没有对任何一类人的非法歧视(包括反向歧视)；不为那些不称职的人提供就业或其他机会；一旦项目完工，就立即终止。共和党的候选人小布什对于肯定性行动则百般指责，并且提出用“肯定性进入(Affirmative access)”来取代他“至今难以理解”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他认为，“正是对于少数族裔的特殊照顾使其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同时也引发主流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从而人为地造成种族关系的紧张、社会的文化冲突。因此主张取消肯定性行动计划，停止双语教育，全美同在一个标准，公民一律平等，认为这样才能促使少数民族自立自强，更快地融入主流社会。”(29)
纵观肯定性行动的历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操作和执行上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就当今而言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未必是保护少数族裔的最佳措施。但是，它毕竟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和两大政党以及政府对于过去几百年来对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种历史性补偿。另一方面，肯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反向歧视”以及引起的主要受惠者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会使美国的种族关系和文化冲突更加复杂化。过去黑人所遭受的苦难回忆在短期内难以消退，在现实中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肯定性行动计划还将维持它的存在。“这一引起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较大争议的问题将引发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深深思考”（注：Robert A. Ibarra, Beyond Affirmative Action: Reforming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p. 112. ），有关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争论也还将继续下去。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人数已经达到4000万人，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美国人口的1/4强。（注：参见1994年2月28日阿根廷《民族报》。）美国《新闻周刊》1999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1世纪的美国将属于西班牙后裔，原因是西班牙裔人口增长速度等于美国平均速度的七倍。由于西班牙语在美国社会中的广泛使用，引起了美国社会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双语制这一问题的广泛争论。西班牙语美国人反歧视同盟(SALAD)主席奥斯瓦尔多?索托就说，“英语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单一语言的社会。”（注：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ssim, especially chapter 4. ）而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却不无遗憾地说：“不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西班牙语正在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语言一起充当着美国的语言。”进而指出，“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将会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而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分歧。”(33)
以说英语为主的美国主流社会的部分人士认为双语并存有导致分离主义运动的危险。他们往往以加拿大为例，认为加拿大的双语并存是导致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肇因之一。因此美国应该以此为鉴，通过法律规定英语为国家的惟一官方语言并大力提倡。而推动双语化的不只是拉美裔美国人群体，还有一些自由派组织和民权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认为，美国不同于加拿大，后者大多数说法语的人居住在同一地区魁北克，而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分散在许多地方，不会构成分离主义的危险。
由于美国政党的作用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为了赢得选举，因此人数日益增多的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则成为美国两大政党竞相争夺和讨好的对象。曾任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局长的拉美裔美国人艾达?阿尔瓦雷斯1999年9月14日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尔竞选声援会上说：“在这届总统选举中，我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种族。21世纪的美国将是拉美裔人的天下，这是不容怀疑的。”（注：Lebaron Michelle, Bridging Cultural Conflicts: A New Approach for a Changing World, MIT Press, 2003, p. 132, p. 231. ）（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第87页，第268页。）在2000年的大选中，两党也在宣传上投入巨资来影响拉美裔选民。在8月的和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两党都至少投入2500万美元用西班牙和英语大做广告，吸引拉美裔选票。
2002年3月1日，在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两名竞争者托尼?桑切斯和维克托?莫拉莱斯用西班牙语进行了正式的公开辩论。而在2003年9月4日，进行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人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进行了辩论。（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相对比较保守的共和党政治家也不甘示弱。2001年5月5日，小布什总统在庆祝墨西哥的辛科?德马纳国家节日，在发表总统每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可以说，出于竞选的需要，两大政党的政治家对于语言都采取了比较包容的态度，的亲和性可能更强一些。无论是西班牙语还是其他的小语种，两大政党都主张其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不能够强力予以消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使用西班牙语进行演说、承认该语言的价值并非等于要在国家提倡实行双语制。
与双语制以及“肯定性行动”相关的是双语教育。1968年由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联邦双语教育法》，提出双语教育的具体指导原则，并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联邦资助。1974年在劳尼科尔斯(Lau v Nichols)一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少年儿童有接受双语教学的权利的观点，并勒令加州的一个学区为有语言困难的华裔学生提供特殊计划——如果有相当多的孩子在该区上学的话。而在今天，多数的双语教育计划是针对西班牙裔孩子的，尤其是在加州和得州这样有大量的西班牙裔人口的地区。2000年3月，美国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在一篇题为“共同卓越”的演讲中，称赞了这样一种双语教育，并且预言到2050年，将有1/4的美国人说西班牙语，年轻人当中的比例会更高。
其实，作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内容之一，双语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两种语言即学生的母语和英语来进行所有的课堂教学，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更加自然地从母语逐渐过渡到英语。因为母语是学生文化之根基，只有通过它作为手段和工具，其他知识包括英语知识才便于掌握。然而，与双语教育的初衷相反，近些年来，这种制度化的双语教学非但未能推进新移民的文化同化，反而随着各移民群体种族意识的强化，“使用本民族语言”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对长期以来英语作为单一官方语言的地位构成了挑战。（注：实际上，早在美国联邦宪法生效后的第七年，即有人提议联邦3000种法律文本应该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本印刷，结果是该提案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遭到否决。）这使得许多共和党保守人士忧心忡忡，纷纷要求制定新的宪法修正案，从法律上确立英语作为惟一官方语言的地位。如今，美国已经有17个州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在共和党的推动下，1996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定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法案》。该法案规定，以后美国的选票、报税单以及其他官方文件不得再有西班牙文、中文、越南文等其他文字的文本。（注：转引自王缉思、李晓岗《霸权梦——美国的全球战略》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然而，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英语的主导地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无形中为语言人为地规定了一种等级秩序，必然会触动种族歧视这根敏感的神经，从而导致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进一步疏远。许多少数民族族裔人士认为，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实际上是要减少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总之，的大多数政治家和一些共和党党员虽然支持肯定性行动以及双语化教育，其候选人在选举的时候也使用西班牙语作为竞选工具，并采取一些政策和许诺对于拉美裔人进行照顾。但是，两党的多数政治家都认识到，“如果在美国实行双语制，则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将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的核心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注：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12. ）他们内心真正信奉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17年所说的，“我们只有一个国旗，我们也只能够有一种语言。这就是独立宣言、华盛顿告别演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所使用的语言”。（注：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4, p. 64, p. 47. ）因此，双语制对于拉美裔来说，也许是一种殷切的期望，但是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和当政者来说，则只是一种幻像。
美国政党及其政府处理文化冲突对于中国处理多民族之间以及其他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矛盾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整合文化冲突、塑造国族认同的基础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并通过国家引导密切各民族、各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国家各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
可以说，一个具有不同语言、宗教clash for windows 订阅、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国家是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整合民族文化冲突的基础就是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国家内部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使各民族经济联系愈加密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为我们处理和整合文化冲突提供了经济条件。通过市场的作用，国家内部的经济联系将愈加密切。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也将制约依靠经济力量整合文化冲突的效果。因此，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任务。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家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而且对于密切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的普遍联系在进一步加强，人类的相互交往在进一步增多，由人口的自由流动所造成的相互混居或杂居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由相互隔绝和相互封闭所造成的民族差异、民族隔阂和民族偏见将会逐渐减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将会不断增强。
其次，整合文化冲突、塑造国族认同的关键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价值共识和主导价值观。党和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途径，通过报纸、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奋斗历程，抵制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增进对民族平等和民族交流意义的认识，加强各民族友好交往史和作为统一整体的国族发展史的教育，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创造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地使各民族人民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
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自治和参与。通过参与政治过程，人们不仅能够评价公众人物，了解国家的公共政策，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见解，从而学到民主规范和政治游戏规则，掌握处理复杂的公共关系的诸多技巧，而且还可以塑造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人格和宽容精神。而后者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在民主社会中，由于参与渠道较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兴趣依法选择适当的方式方法对公共政策、公众人物产生影响，从而逐渐增强自己的政治义务感和政治功效感，逐渐树立权利责任意识、守法意识、社会合作和信用意识，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无论是政党、国家处理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还是公民个人面对这种冲突都需要这种主体意识、理性人格和宽容精神。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说，惟独神祗和理性可以行使统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务馆1965年版第168—169页。）法治要有良法，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不断建立和健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立法。法须为良法，即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以及少数民族等文化群体的需要并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还要求法律必须在社会中得以有效地实施，并逐渐培养人民的法治习惯。只有做到推进民主、厉行法治，才能为少数文化群体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clash url下载，并使各文化群体之间可能出现的文化紧张与利益冲突维持在法治的界限之内。
在多民族国家，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和其他各文化群体的平等权利，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繁荣他们的文化艺术事业。事实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能和主体民族同样享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对此，列宁曾指出，要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以“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7—868页。），从而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党和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时，也确实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其他文化群体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国家设立扶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专用资金；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商业、供销、医药企业，给予各项照顾；在投资、贷款、税收以及生产、供应、运输、销售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发展交通、能源，发展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调派适当数量的教师、医生、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国家要举办民族学院，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更多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于少数民族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照顾和政策倾斜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倾斜必须做到适时与适度。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必须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这种照顾应当以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的长远发展而不致削弱其长远发展的能力为限，同时也要协调好受照顾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
当然，各国的国情不同，在处理文化冲突方面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也当不尽相同。我们的党和政府应当借鉴各国政党和政府在处理文化冲突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