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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世纪末出现分裂的迹象,金融危机后愈益明显,贸易战,进而技术战,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特别是“科技黑箱”和马斯洛需求层次提升的影响;“外在”即全球化加剧国际的利益之争,涉及经济、技术和文明层面。利益、科技、产业和价值观可以在不同层面沟通不同文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公约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的演化复杂而又曲折,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其原因是各国各民族自然与人文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以及由此发生的彼此间“文明的冲突”。虽然如此,其中依然有一条自古至今,跨越民族和国界,超越文明冲突,清晰可见的主线,那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这条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世纪末出现了某种分裂的迹象,并且在金融危机后日渐明显,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文明冲突干预科技发展路径,科技发展影响文明冲突态势。

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譬如根据某某“主义”的划分,但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充满个案甚至反例,在学术界也难以形成共识。至于远古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划分方式,没有内涵,仅以时间划分,几近于同义反复。相对而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划分方式,具有较大普遍性。托夫勒的“三次浪潮”也得到普遍认可。之所以如此clash软件犯法吗,在于这两种划分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对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具有超越性。

科学发展规律。大体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知识论等四方面理解科学发展规律。本体论有量子阶梯和相关的运动形式两个视角。

先看量子阶梯的视角。近代科学以降,科学家从宏观世界感官所及之对象,如气体等入手,提出原子-分子论。20世纪初至今,科学沿量子阶梯向三个方向发展:向上、向下,以及扩展。向上,指由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命大脑,探讨量子阶梯更高的层次,自然界中越来越复杂的存在clash软件犯法吗。向下,在微观上是核与电子、质子中子、夸克,最新的发现是希格斯波色子;同时伴随着宇观尺度的推进,白矮星、中子星、黑洞;微观与宇观共同指向奇点,宇宙起源。

第三个方向是扩展。近现代科学主要是抽象,由现象揭示确定的实体、本质和必然性,20世纪后,注重研究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对象、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关注演化、非线性、混沌、分裂,不确定已经成为“原理”。

运动形式的视角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以及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基本物理运动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之所以“基本”,是因为这些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最为“简单”(其本身还有众多未解之谜),以及为其他所有运动所共有。科学从基本物理运动着手,遂有力学、热学、电磁学,随后由简至繁,逐步进入化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以及量子某某力学、极早期宇宙学等。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实际上包含了科学的所有门类。

认识论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1]“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排除主体和语境的影响,直至“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回到“表象”,是“具体的再现”,必然涉及形形色色的语境和不同的主体。上述量子阶梯的第三个方向已经涉及这一点。显然,第二条道路必然涉及复杂性科学。

在价值观层面,近现代科学排除来自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善与美的影响,为科学而科学,求真至上。当代则要求科学从属于社会,从属于善和美。

在知识论视角,第一条道路所得到的“抽象的规定”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超越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可以共享。第二条道路回到现象,必然嵌入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受到特定价值观的选择,是嵌入编码知识。虽然“嵌入”,但由于以非嵌入编码知识为“最大公约数”,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彼此间依然可以相互理解和兼容。

上述四个视角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科学活动与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固然重要,但毕竟处于“用”的范畴;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这是科学之“体”。

技术发展规律。技术的发展规律与科学发展规律密切相关,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与消费者,在更大范围是与社会的关系(军事技术因其特殊性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以下从三方面讨论。

其一,人化。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发展规律同步。在工业革命前,机械技术已经在钟表、八音盒等工艺领域得到充分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热机登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角是电机,染料、尿素、诺贝尔炸药,以及20世纪合成材料,属化工技术。20世纪末,生物技术问世,直至现在的人工智能。类似的观点还有“器官投影说”,由四肢、五官到大脑。技术的发展就是朝着人的方向,人工度越来越高,也就是人化的过程。

其二,材料能量信息,被称为人类社会三大支柱。远古及古代,石器、青铜、铁器,以材料的进步定义人类的时代;随后是蒸汽、电气与核电,以能源定义;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与之后,电话、广播、电视问世,开启信息时代。

其三,所有的技术产品和过程在消费侧彼此相关兼容,在供给侧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形成越来越庞大完善的技术产业体系。材料是载体,能源是动力,信息是沟通与整合的要素。

其四,马斯洛需求层次。如果说上述3点主要涉及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马斯洛需求层次则是技术的目的,关系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供给方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得利润。如果达到某种垄断地位,还将获得对产业链上下游和需求方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支配与控制,而是服务于利润。一旦到这个地步,就会扼杀技术发展的动力,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将打破垄断。

在需求侧,在漫长的岁月里,技术主要满足生存需求,衣食住行。近代以降,两次工业革命体现的是效率和力量。

虽然技术竞争激烈,但目标相对一致,供给方沿袭投入产出比,需求方讲究功能价格比。之所以可以“比”,是因为无论供给还是需求方,参与者在理论上平权,相互之间比拼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沿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技术的难度不大,进入门槛较低。

综上,直至20世纪中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之前,对于所有人基本上无差别的自然界,科学活动排除个人与社会的干预,科学认识要求达到“抽象的规定”,科学知识非嵌入,以及科学精神和规范,这是科学之所以“超越”的依据。技术“人化”的成果是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的器官,满足对于所有人基本上相同的生理需求、效率和力量,竞争者的目标雷同、途径相似。相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多样,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指标清晰而一致clash软件犯法吗,这是技术之所以“超越”的依据。

分裂。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横空出世,在科技的发展途径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国家因自身特殊的国情而设置防火墙以屏蔽某些网站,但并不排斥科技本身的进展;或者互不信任,如各自运行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这种新的情况在金融危机后,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美国既拒绝华为5G,也不准特定国家使用本国的科技成果。不仅美国的零部件不能供应华为,还不让华为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不能跟大学加强合作。郭台铭认为,未来将有两种5G,中国5G和美国5G。一个市场生产的设备可能与另一个市场的设备互不兼容,迫使各国、各公司在技术贸易战中选边站。两家欧洲电信集团正考虑为东、西半球建立分开的业务部门。

如果说贸易摩擦偏向经济层面,那么技术战就隐隐指向“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进入了相对纯粹的科学领域。美国指责“中国利用了美国科学事业开放性”;一些华人科学家辞职或被解雇;美国限制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签证、科学设备出口审查;不准非嵌入编码知识共享,等等。

倡导开源硬件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感叹,[2]虽然每个人都有民族、国家、宗教等多重属性,但“为全人类服务”依然是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终极目标,甚至信仰。但在今天看到的是目标的虚幻,信仰的脆弱。

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的发展和马斯洛需求层次,“外在”指全球化。

内在原因。在科技发展路径上,科学精神和规范依然有效,但科技本身的发展蕴含了分裂的因素。

其一,科学“向上”,进入生命运动与意识运动,技术“人化”,由身体、生理进而大脑、心理。人的身体、生理相似,大脑、心理多样。在国家层面,经济基础处于同样的“电气时代”,社会形态各异。科学的“扩展”涉及形形色色的主体及其所处之语境。

其二,在“第二条道路”上,科学回归表象,嵌入于社会,必然受到各异的制度,多样乃至对立价值观的影响。这两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供给侧的依据。

其三,需求方的需求层次上升。严格说,需求方之需求层次上升并不属于科技本身的发展,但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时期,人的需求由彼此雷同的生理需求进入心理和多样的自我实现的高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小康”。经过40多年的赶超,虽然还有艰巨的扶贫重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精神生活愈益重要。心理层面需求的一大特点是多元。这一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需求侧的依据。

还需要考虑“国家”的需求层次,譬如“富强”,由此会导致相当不同的科技路径。各种文明对个人隐私的考量也有天壤之别。

其四,科技黑箱。[3]科技黑箱可以是软件或按一定程序运行的硬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集成于科技黑箱中,使用者无需知晓,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这里就存在需求方对科技黑箱,也就是供给方的信任,是否侵犯需求方的隐私、留有后门、植入病毒。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满足需求的一端在“人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抵达心理的高度,另一方面是知识链和产业链越来越长,换言之,供给方有可能在链的“沿途”,特别是源头(如操作系统、根服务器)控制需求方。再者,低端产品知识含量少,进入门槛低,复制、仿造、“山寨”即可;随着科技黑箱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制造难度越来越大,难以山寨复制(如芯片)和替代,从而加大供给方对需求方的依赖。这就是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4]

与此同时,科技黑箱越来越黑,供求双方的知识越来越不对称,供给方可以经由科技黑箱,在需求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支配控制需求方(如漏洞、后门)。精神需求看起来很美,但首先要实现包括可替代和透明等安全需求。

由科技黑箱引发的信任危机,给科技路径分裂的客观基础抹上了文明冲突的色彩,反过来加剧科技路径分裂的可能性。

最后,科学与技术的捆绑。科学与技术,技术一侧会更多受到文明冲突的影响,进而参与其间,可能造成某种恶性循环;而科学一侧将一如既往,超越文明的冲突。随着科学与技术日趋一体化,在科学一方必然受到与利益(利润、权力)不可分的技术的捆绑。在“向上”的路径上,譬如医学,是科学还是技术?生命科学中充溢着利益。美国NIH向中国研究者说不。科学实验随时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技术。科学无国界正在成为往事。

外在原因:全球化。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麦哲伦环球航行,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直至20世纪中叶,总体而言呈现三个特点:其一,在时间尺度上,各国差距大,例如可以清晰区分工业国与农业国,不在同一水平上较量;其二,在空间尺度上,世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其三,产业链短,各国的关联不密切。

20世纪末至今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一,各国虽然还有差距,但差距已经没这么大,竞争加剧;其二,回旋余地缩小,各国之间近乎贴身肉搏;其三,全球产业链导致各国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缓解了竞争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纷争,国界似乎也变得模糊。前两点致使各国的生态位窘迫,第三点实际上是各国调整自己的生态位,扬己所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位之争。

在2005年到2006年间的一个论坛上,主持人向当时微软(中国)的负责人提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像微软那样的企业?”那位负责人纠正主持人说:“中国已经有了,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为了攫取中国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自称中国企业。[5]然而危机正在酝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其中起沟通整合作用的第三点破裂,导致关系紧张的另两点加剧,在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后尤甚。冲突在经济、国家实力,以及所谓“结构性”问题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经济层面主要是贸易逆差、制造业回流、就业等,相对容易化解;国家实力关系到国际影响、国际地位;结构性问题则涉及深层的制度和价值观。

经济层面的冲突,简单说可以归结为“熵增”。在全球化中,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在全球摊平、趋同;这或许是“地球是平的”一言的最好注解。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等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享受世界工厂的廉价商品之时,劳动力价格也被拉低,说得极端些是享受中国农民工待遇。美国虽然低通胀且资本与精英获利,但整体被拉低,熵增;中国虽然也付出生态和维稳等成本,但整体提升。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先是要中国补偿美国,以减少逆差;继而大幅提高关税,意在切断两国之间的熵流。特朗普的算盘是,虽然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中国的损失更大。

打关税牌的贸易摩擦基本上限于经济层面,由中兴到华为的技术封锁上升到国家实力层面,涉及到“修昔底德陷阱”。“断供”等技术封锁超越经济层面,指向国家实力之本。第二层面的潜台词是,国家实力强弱交替背后的文明,这就是第三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进一步针对中国的立国之本。关键是,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是国家,还是公司?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国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虽然主要是公司作为参与的主体,但贸易逆差显然是在国家层面。特朗普启动301调查,针对华为的措施,也是一再动用国家机器。在中美两个国家的背后,国家利益之争和意识形态差异正在导致科技路径分裂。

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英国记者说:“华为不需要与中国政府对话,对话就是上了特朗普的当。特朗普想让中国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华为生存,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所以,我不希望跟中美贸易捆在一起,相信我们会打赢。”[6]

英国脱欧虽非直接起因于贸易摩擦,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巨大作用清晰可辨,由此必然影响欧洲和英国的科技路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下日韩贸易纷争,背后依然是国家利益。韩国的科技路径或将面临重大变化。

中国这样的大国科技路径的变化将带来世界性的影响。如当年总理所言,所有的事项一旦乘上13亿,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科技和客观的角度看,供给,需全球市场消化;需求,对于任何供给方都是挡不住的诱惑;自身拥有“完整产业链”,貌似可以自己玩,而其他所有的科技路径几乎都绕不过去。从文明和主观的角度,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韧性和忍耐力,还要加上当下国人令人罕见的致富欲望。当中国以“举国之力”做一件事,各国或许不得不举世界之力应对。

对此,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世界而言,没有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如此之大国及其灵活性,欧美为此要求改革WTO,例如美国提出的《一个无差别的WTO自指定的发展状态导致体制的边缘化》;而中国,也感受到来自世界的前所未有之压力。

经济上的考量。虽然形形色色的个人、公司,乃至国家,需求层次的高低不一,价值观各异;但是对利润的追求普遍适用,“利益尤可贵”,这就是资本的逐利本性。

随着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单纯的招商引资和世界工厂,逐步同时成为投资方和世界市场。在贸易摩擦中,美国两党和朝野难得达成一致,有人表示,绝不相信中国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甚至彻底消除后,美国企业家会为了所谓中美之间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拒绝到中国卖东西,甘愿看着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大钱。[7]美国企业无法拒绝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资本和技术的逐利性就会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

虽然如此,中国毕竟不能把牌押在随机的资本逐利性上;再说,资本、公司也受到国家的管辖,譬如联邦快递对华为邮件的处理。曾经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坏也坏不到哪去”的依据,然而随即发现压舱石“滚来滚去”,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前不久,居然还有人以为,大豆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公约数”。[8]大豆贸易可以沟通两国关系,然而买卖双方都可以轻易替换,故不可能成为纽带,更不可能成为公约数。日韩经贸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类似大豆或半导体的原材料这样特定的贸易关系,绝不是什么公约数,一旦有事,就会沦为政治的工具。

科技发展的融合因素。可以从科技整体、IT的特点,以及产业链等三方面来理解。

(1)科学以往的发展超越文明的冲突,并将继续以一以贯之的规律、精神和规范超越并弥合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其一,科学之“向上”建立在较低阶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的基础上,基本物理运动等低级运动形式对于所有人是一样的,从而在本体论上为高层个性化的意识运动奠定共同的地基。

其二,认识论上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亦即本体论上科学的“扩展”。“扩展”有其共同的出发点,“第二条道路”始于共同认可的“抽象的规定”。扩展、发散、嵌入、语境,都可以在非嵌入编码知识这一共同的地基上彼此理解与兼容。“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等走过了头。

其三,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规范,这种精神和规范不仅延伸到今日,而且扩展到技术领域,其主要标志是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体现了默顿规范中的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科学技术与规范在今日已扩展和提升为自律与包容、协作与创新。科技一体化,原本利益捆绑的技术也会受到科学无私利和知识公有的影响,其典型就是自由软件运动。

其四,一件科技黑箱只能满足人的有限需求,然而人的需求综合且彼此相关,因而必然要求科技黑箱之间彼此兼容,适合更多语境,以及可以配套更新,从而形成技术生态。

(2)IT的特点。开放源代码同时还体现了IT的特点。与其他技术不同,IT显示了以下特点。

其一,由封闭到开放(源)。信息具有渗透性和共享性。前者意为可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信息,后者意为不同的事物可以接受同种信息,可以将信息输入到任何事物中去组织其物质、能量等要素。信息的渗透、传输与共享是有条件的,只可能发生于彼此开放的事物之间。所以,开放是由IT的本质所决定了的。

微软一开始胜过一度辉煌的苹果公司,在于其系统的开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封闭,斥责开放源代码运动及Linux是违背商业规则的“癌瘤”。正是基于开放源代码的精神,Linux将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层提供给用户,“源代码谁都可以看到”。微软的竞争对手通过开放步步壮大。

IBM在研发PC机的过程中没有申请一项专利,将全部技术标准和规范向业界开放,为PC的普及应用创造了条件。由阿帕网到因特网的一步步发展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封闭走向停滞。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开放是要素、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使自我得到进化的必要前提。国外许多大公司采用了公司间“代码共享”策略,以期获得双赢。自由软件(尤其是Linux)开创市集模型Bazaar的软件开发模式。在成百上千程序员热切而专业的眼中,错误是浅显的,结果是更加高速、健壮和完美的软件。相反,“教堂模型cathedral”开发模式,源程序被锁定在一个保密的小范围内。错误和编程问题狡猾、阴险、隐藏很深,几个月仔细检查,也未必能都挑出来。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完美的版本。[9]

不同主体处于各自独特语境,具有形形色色需求和价值判断,必须开放知识,由此才能吸纳和兼容更多知识,面向更多需求。“开源”,意味着得到更多知识的支撑,能接受更多的审视和批判,因而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技术生态要求开放,容错,不求完美。一项技术对其他技术支持越多,得到其他技术的支持也越多,不仅商品遍及世界,而且在全球范围获取创新要素。相反,工业技术的特点则是封闭、追求完美和不容许错误。

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撼公司易,撼“开源”体系难。[10]与开源体系对垒,几乎等同于与全世界作战,甚至包括自己。要挑战一个成熟的“开源”体系,先要自己成为“开源世界”。[11]

其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IT的应用面越广,用户的效益也越好,对物质资源消耗的比例越小,厂商的利润也越高,这是“赢家通吃”的缘由。互联网的效用与节点的平方成正比。供应链的各方,进而供给方与需求方,经由互联网彼此融合,进而相互赋能。因而在“互联网+”的情况下,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家公司包打天下,而是众多公司与个人的集成与融合。

任正非在最近谈到,全世界都有很多小公司,特别是欧洲有非常多。如果没有一根线把珍珠串起来做项链,就没法增值。如果我们实施开源,允许珍珠在开源体系中连接起来,就可以把这些珍珠的科学价值分享给全世界人民,放大了商业效果,对英国、欧洲振兴有好处,对全世界振兴都有好处。[12]

中国和英国、欧洲存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平台,在创新上都是单个的。鸿蒙开源,是对英国、欧洲创新的支持,对中国创新的支持,对全世界小公司创新的支持。而且鸿蒙有低时延的特征,有可能让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华为就是把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前者指原始创新,后者指原始创新的商业化,直至“最后一公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始创新与最终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美国多有原创,中国重在商业化。原创固然重要,如果没有随后的商业化,一来得不到用户的反馈,未来发展方向不明,二来缺少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中美如果在0~1和1~100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共享的契约关系,在这一环节携起手来,有望部分改善眼下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有必要指出,同样是“1~100”,实际上有所不同。关于两套“5G”和两个市场,大致是爱立信与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华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就市场的影响而言,有质与量两个因素,“量”是购买力。仅就人口而言,后者居多,但经济实力显然发达国家领先,因而可能迭代更新的周期短,反过来对爱立信的支撑就更大。

相比之下,“质”的影响更为重要,具体指消费者的体验和对供给方的反馈。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体验显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其一,在西方个人本位的语境中,消费者具有较强维权意识,容不得商家说了算;其中还有一个特殊性,即重视个人隐私。其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位于较高层次,反馈多在精神层面,故而具有多样性,易于发生随机涨落,成为创新的源泉。

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其一,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弱,保护隐私的意愿不强烈,商家可以更多自行其是。其二,在需求层次上位于较低层次,具有更大的同一性,缺失随机和非线性,加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易于发生“近亲繁殖”。

发达国家固然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庞大市场,而发展中国家更离不开发达国家规则严谨、需求高端clash官网地址下载、多样和变化的市场。

什么是公约数。究竟什么是中国、美国与世界,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公约数?其一,利益。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使在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内,英国因利益分歧脱欧。特朗普当选,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回归利益,随后一次次的退群更是赤裸裸唯利是图。大豆或半导体材料等特定贸易,因为可替代和存在众多竞争者,也不可能是公约数。但是考虑到另一些情况,中国发起的亚投行,G7中五国参与,利益均沾。“一带一路”建设,随着“第三方参与”,发达国家的立场软化。这就意味着,广义而不限于经济的利益,在一定场合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的公约数。不仅如此,利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其典型是比尔盖茨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立场,同样具有众多拥趸。

其二,合规。[13]从反腐败专项合规扩展到包括竞争规则合规(反垄断),金融规则合规(反洗钱),贸易规则合规(遵守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之规),以及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合规等全面合规。合规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必须跨越的门槛,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放大到国家层面,同样需要“合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提出“与国际接轨”,加入WTO后遵循相关的规则。

利益可以出卖,出尔反尔,只适合于特定场合;规则高于利益,在空间上普遍适用,在时间上适用于整个有效期。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公约数。然而在客观上,规则总有漏洞,在主观上,总有人钻漏洞,或破坏规则,“扛着小锄挖墙脚”。[14]有必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公约数。

针对前文述及的“开源”,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完整开源“生态”的建立,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到历史、文化、法律甚至价值观。建立“开源世界”,需要更好的技术积累和法律保护机制,更开放的包容体系,对原创知识产权的虔诚尊重,更长时间的文明沉淀,在价值观上成为“世界中心”。本文写作中,欣闻华为正式发布“鸿蒙”操作系统并宣布开源。值此多事之秋,鸿蒙成功与否,在于其技术层面方便好用兼容clash of clans修改,利益均沾;在于其符合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规则;以及在于其遵循的价值观。规则是信任的基础,价值观是信任的核心。

科学技术,既是往日超越社会纷争的主线,又是后现代分化之因,还是弥合分裂走向未来的源泉。科学,以及按科学方法所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认识两条道路转折点“抽象的规定”是分化的共同出发点,是各条路径得以追根溯源,彼此理解和兼容的钥匙。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技,为其前沿中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途。

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上所处的阶段不同,对科技的认识不一,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利益纷争,以及文明冲突挥之不去,因而必将从不同角度持续影响科技发展的路径。公约数只是基础,如果没有“公倍数”的引领,各国科技的发展路径依然可能发生分裂。

开源一开始自由,未必永远自由。渗入了公司的利益,谷歌的Android可能是沾着蜜糖的诱饵;受到国家利益掌控,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长臂管辖”的一部分。

不计代价把是否实现“自主创新”作为单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便在贸易摩擦和断供背景下也是如此。自主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手段,市场的作用更大。[15]“华为本来就开放思想,不打算走自力更生和封闭的道路。即使研究出来,也会采取1+1政策,购买别人的一部分器件。有一定弹性。我们渴望世界开放。前提是有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别人说不开放,我们就死掉了”。[16]鸿蒙向世界开放。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的观点是,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17]

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化停滞不前,而逆全球化却甚嚣尘上。有人认为,今后可能是“半球化”,各国都不再享受全球化红利,大致形成美(美洲、英、澳、日)、欧(英、澳、日、南美),中(亚非拉、日韩),各据有半球(1/3)的产业链。

对于未来的科技路径,一种观点认为,假如将来出现两种以上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相当于存在两个上帝,其结果有可能非常惨烈,战争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联合的可能性,其中的道理类似于两种一神教难以相容。[18]

科技与文明构成由物质到精神谱系的两端。这里的“两端”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科技之超越文明,进而为“文明的冲突”提供公约数,在于科技是所有文明在物质上的共同基础。在谱系的精神一端,如果“文明冲突”的各方执意而为,依然可能导致科技路经的分裂。

另一方面,科学精神与规范,IT的特点、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赋能,意味着科技又处于谱系的精神层面;而“文明冲突”各方对金钱和权力,一言以蔽之,对各自利益的渴求,相对而言处于谱系的低端。对利益的追求既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路径分裂的源泉。

“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拥有同一个自然界。所有的技术产品,所有的科技黑箱共同构成了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人类是否会不得不接受一个分裂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

科技从物质上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地基,在精神上提供人类彼此理解和兼容的明灯,人类需要不同文明的相向而行与融合。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及其发展路径研究”和“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19SJZDA126、19SZB-024)

[4]朱颖:《全球化阴暗面依赖关系武器化》,。

[17]《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

[18]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吕乃基,东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东南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主要著作有《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科学与文化的足迹》《科技知识论》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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