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WTO)表明Covid-19流感爆发可能导致了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就和其他任何严重的灾难一样，这次疫情对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尤其是在全球的南部国家来说，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印度的人口超过13亿。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分布在728地区的约650,000村庄里。在拥挤的村庄、城镇和城市实行安全距离管控，对于穷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承担的奢侈。当印度于3月24号实行封锁的时候，大批的农民工逃离大城市想要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他们的困境在媒体上被大肆报道。印度拥有大约4.5亿的移民工人，但就如苏普纳班纳吉(Supurna Banerjee)所解释的：
“如果没有这种奢侈的社交距离管控，加上高度的共病现象以及少量甚至没有的医疗检测和保健，疫情一旦得不到控制，穷人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这对于一个非正规劳动力占92.8%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2]
这次印度的封锁导致数百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收入、生计和住房。在没有休假和福利的情况下，绝望迫使数十万人在危险的情况下走回自己的村庄。由于所有的交通系统已经停止，一些人被困在城市里，一些人被困在救济营地里。来自工会、社会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志愿者试图帮助收集和分发食物和水，但这并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五月八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区的一列货运列车碾过，造成至少16名因筋疲力尽在铁轨上睡着的返乡农民工死亡。[3]“如果我们要死，我们将会死在自己的村庄里”是数百万农民工愤怒的呐喊。[4]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国，2020年6月最新数据为587092例冠状病毒感染和17417例死亡，移民劳工的困境是一场不断发展的人道主义灾难。[5]
就像川普试图将冠状病毒的责任推到少数族裔身上一样，在强硬右翼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下的莫迪政府，在社交媒体和平面媒体上流传着大量的故事去指责穆斯林。在三月初发现的一大批与穆斯林传教团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at)在德里举行会议有关的、违反社交隔离规定的一系列案件，使得穆斯林被指控为“日冕”。虽然参与会议的人并没得到完全的检测，但是印度卫生部声称，印度总共19例Covid-19病例中约30%的病例是来自于这场活动。随后，与这些穆斯林接触的数万人被隔离。4月16日，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萨阿德坎德哈尔维(Muhammad Saad Kandhalvi)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10年监禁。[6]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政府抓住机会谴责穆斯林发动“科罗娜圣战”。人民党资深人物拉吉耶夫宾达尔(Rajeev Bindal)说，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at)的成员“像人弹一样”在人群中移动。[7]极右翼马哈拉施特拉邦纳夫尼尔曼塞纳党领袖拉吉萨克雷(Raj Thackeray)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他告诉新闻机构，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t)成员“应该被枪毙”。[8]毫不奇怪，针对印度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暴力、商业抵制和仇恨言论激增。在拉贾斯坦邦，一名怀孕的穆斯林妇女因其宗教信仰而被一家公立医院拒之门外，导致她7个月大的胎儿死亡。
然而，大规模的宗教集会并不局限于穆斯林。4月16日，卡纳塔克邦的Kalaburagi区庆祝了一个印度教节日。数百名奉献者蜂拥到这个地点，在奇塔普尔村拉了一辆五层楼高的战车，作为圣会的一部分。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报道称，一些来自政府的高层政治人物原本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在游行的当天，这个地区已经有20例病例，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四，死亡3人，是卡纳塔克邦所有地区中最高的。第二天，卡纳塔克邦登记了315例Covid-19病例，并且有13例死亡病例。[9]然而，与穆斯林群体的待遇不同，没有逮捕，没有卫生部长的谴责，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印度教”病毒。这种虚伪和反穆斯林偏见的现象已经成为莫迪政权下印度的常态。
这次疫情揭露了印度社会结构中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现象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2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4%，是印度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当新冠到达印度的时候，他们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了。2013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他们是最贫穷的少数民族，平均每天的生活费为32.6卢比(0.43美元)。穆斯林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也较少。根据200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村庄中，约40%没有医疗设施。[10]这些真正的结构性不平等是在莫迪领导下的人民党(BJP)的崛起下，由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所支撑的。莫迪在2014年就任总理，他在2019年的选举中保留下了这一个职位，并使印度成为当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社会之一。本文论述了人民党的兴起、2019年以来的进攻性本质以及抵抗莫迪的依据。本文还将试图解释人民党与古典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得出一些结论并指出的前进方向。
莫迪植根于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历史项目。印度教的目的是将印度奉为一个印度教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印度教”，其方式类似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即为以色列国确保一个纯粹的犹太特性。在这个“涅盘”中，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以及那些低种姓和贱民)都有一席之地，只要他们接受并屈从于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和多数主义统治。这种对印度教国家的看法完全是上层种姓，建立在婆罗门等精英群体的所谓优越的习惯之上。它蔑视低种姓和人迹罕至的社区，因为他们倾向于吃肉和喝酒，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据说很差。
更重要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将种姓区别视为自然的，是社会凝聚力的理想选择。说白了，上层种姓的人需要有人来清理他们的厕所和处理垃圾，这是纯粹的婆罗门根本不会考虑的事情。印度教民族主义人士对种姓保留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种姓保留是一种平权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较低种姓群体可以从公务员和教育的配额中获益。因此，不可接触的贱民社区和低种姓群体成为种姓暴力的受害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非政府组织称，在印度人民党统治古吉拉特邦的23年中，524名达利特人被印度上层种姓杀害，1133名达利特妇女被强奸，超过38600起针对达利特人的严重犯罪案件登记在案。
莫迪从印度人民党历史性的据点古吉拉特邦发家，2002年，一个精心策划的印度教暴徒袭击穆斯林事件，造成约2000人死于集体屠杀，他在那里以首席部长的身份声名狼藉。估计有15万人被赶进难民营。[11]妇女和儿童是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暴力行为包括大规模强奸和残害妇女。[12]
莫迪年轻时加入了印度民族主义准军事极端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该组织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地区组织者，并与RSS的其他人一起，被安排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人民党的关键战略位置。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骚乱中同谋，使他成为国际上的贱民，2002年至2012年，他被禁止进入英国和美国。但在2004年大选失利后，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下台，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将莫迪提升为国家领导人。当时，克里斯哈曼观察到，人民党是如何通过社群主义的鼓动来寻求支持的，让一部分穷人与另一部分人对立。然而，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屠杀并不能确保印度和跨国资本所要求的经济稳定。[13]尽管莫迪效忠于RSS，但他意识到，如果印度人民党要赢得全国大选，它必须扩大其吸引力，他必须远离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社区暴力事件。
在此基础上，莫迪在2014年的大选中成功当选为总理，这是为了清理印度(INC)数十年统治下根深蒂固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泥潭。作为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莫迪就像一个前茶摊老板一样招摇过市，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努力工作，他现在直接与数百万人交谈(包括通过使用全息技术，他用来广播他的集会)。然而，他也利用他在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职位，在印度商界精英中寻求支持，称之为“经济奇迹先生”。
印度人民党要想把自身变成为印度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就必须将地区性的成功转化为国家舞台，这是印度国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场景。INC在传统上是作为一个国家整合党来竞选的，它希望让穷人和资本主义和解。为此，它使用了“脱贫”的口号和社会主义的语言。相比之下，莫迪在2014年的选举中获胜的口号是“印度的伟大复兴”，这一口号的重点是解锁主要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如在农村地区扩展宽带、创造更多的IT就业机会和促进电子商务。并且向城市地区的佃农、小企业和准企业家提供了宽松的信贷。经济自由化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政府，最大限度的治理”。印度资本主义认为，在莫迪手中，这是安全的。
自从人民党(BJP)2019年获得大选的胜利，增加了得票率之后，该党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的策略越来越感到自信。在2020年的一月份，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宣布，人民党政府的目的是“在短短8个月内解决困扰国家70年的问题”。[14]这些问题分为四个方面：《宪法》关于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第370条;在阿约迪亚修建有争议的拉姆神庙;以及三重塔拉克的穆斯林机构;和巴基斯坦。
2019年夏天，克什米尔和查谟邦在70年后被剥夺自治权。第370条允许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宪法、独立的旗帜和制定法律的自由。外交、国防和通讯的权力仍然属于中央政府。这是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独立时加入印度的国家，但加入的条件是承诺给予自治和对其未来地位进行公民投票。仅仅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的想法就让印度人民党深恶痛绝，认为这一安排是一个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公投从未进行过，因为公投的结果将是独立的大获全胜。克什米尔属于克什米尔，而不是印度或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对穆斯林属人法的干预，该法规定了印度穆斯林之间的婚姻，取消了塔拉克三人离婚。三重塔拉克是一些穆斯林实行的一种离婚形式，丈夫可以通过说三声“talaq”(离婚)与妻子离婚。莫迪声称，撤销这项法案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妇女，但毫不奇怪，这只能让少数人信服，尤其是印度法典和其他对妇女有害的宗教保护仍然存在。2020年2月，议会支持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将阿约迪亚被拆毁的巴布里清真寺的土地用于修建寺庙。
2019年12月11日，当《公民身份(修正)法》(CAA)出台时，又再次对民众发起挑衅。CAA试图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公民身份，使其取决于宗教身份和遗产文件的拥有情况。这一行动受到了最热烈的起诉，并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对，其中包括在德里沙欣巴格(Shaheen Bagh)街区组成了鼓舞人心的抗议营地的穆斯林妇女。CAA修订了1955年的《公民法》，该法保障1950年1月印度宪法生效时的所有居民以及随后在印度出生的所有人的公民权。
CAA为逃离邻国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宗教迫害的难民快速获得公民身份。所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教徒、耆那教教徒、帕西教徒和锡克教徒都享有这一权利，但不包括穆斯林。为了证明CAA的合理性，有人声称，在这些以穆斯林为主的邻国，只有宗教少数群体受到歧视，因此，印度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公民权利才是唯一正确的。如果人道主义是主要的出发点，为什么不向什叶派穆斯林和艾哈迈迪人提供庇护和公民身份，这两个少数民族在巴基斯坦都受到迫害?CAA也没有提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他们主要是印度教，但也包括一些穆斯林，他们面临着来自一个坚决主张僧伽罗语佛教国家的迫害。它也没有提到来自邻国缅甸的罗兴亚人或西藏难民。这就是为什么这项立法在印度国内外数百万人中激起如此愤怒，他们认为这项立法的真正目的是剥夺穆斯林的权利。
CAA还提出了建立国家公民登记册(NRC)的建议，旨在记录所有合法公民，从而协助驱逐非法移民。这将对国家人口登记册(NPR)产生直接影响，该登记册以前不依赖遗产文件来证明居住权。由于历史原因，次大陆的大多数人甚至今天都没有出生证明。在殖民统治下，英国人对记录王室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是有系统的，但对印第安人却不那么关心。印度2亿多穆斯林社区中明显的恐惧是，这些措施将(并且已经)被用来质疑和否认他们的公民身份。北方邦是人口最多的州，也是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历史性的社区暴力事件发生地，4月份被认定为“非法者”的大约32000人主要是穆斯林。[15]
2020年2月，德里(Delhi)准备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民党发起了一场恶毒的反穆斯林运动。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人民党在模范镇附近的候选人，把这次选举比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斗争”，并将沙欣巴格的穆斯林妇女营形容为“小巴基斯坦”。[16]人民党财政部长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在选举集会上高喊“desh ke gaddaron ko”(“该如何对待该国的叛徒?)和疯狂的人群回应说“goli maaro saalon ko”(“枪毙他们”)。[17]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最好战的印度人民党高级人物，挑衅他的对手说他们印度母亲土地上的异类。他痛斥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嘲讽“拉胡尔巴巴，我将为你把这条法律翻译成意大利语”，指的是他在意大利出生的母亲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激起了人们真正的恐惧：数百万在印度生活了一辈子的穆斯林，以及他们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将失去他们的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生计和家园。幸运的是，人民党输给了现任的由阿文德凯伊里瓦尔领导的普通人民党党(Aam-Aadmi)。但人民党的投票份额上升了6.2%，而普通人民党的投票份额下降了0.7%。尽管人民党在70个席位中只获得了8个席位，但他们获得了38.5%的选票。获胜的AAP以53.6%的选票赢得62个席位。
基里瓦尔(Kejriwal)宣称他对人民党的胜利是一种“新型政治”的信号，但他的话听起来很空洞。他刻意避免提及沙欣巴格(Shaheen Bagh)，而他自己的政党也对人民党的议程做出了很大让步。基里瓦尔(Kejriwal)指出，他的胜利发生在纪念哈努曼的一天的意义，哈努曼是RSS青睐的猴神，这是默许宗教象征的信号。在如此有毒的气氛中，暴力事件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2020年2月底，视频画面显示警察在德里殴打在暴徒袭击中受伤的5名穆斯林男子。其中一名23岁的法赞(Faizan)被嘲弄并被命令唱国歌以示羞辱，后来死亡。[18]在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最初的冲突后，局势恶化，有组织的印度教人暴徒手持剑、棍棒、金属管和装满汽油的瓶子，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他们横冲直撞，杀害了穆斯林，烧毁了他们的住宅、商店和清线]一些印度教徒被杀，但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一群印度教男子在街上拦住要求看身份证的人，任何拒绝的人都被迫出示他们是否接受过割礼。几名记者遭到袭击或被要求确认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据人权观察，在这三天的社区暴力中，至少5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印度教青年暴徒的有针对性的袭击中，财产被毁，社区流离失所。[20]这样的屠杀唤起了人们对1947-8年发生在德里的针对穆斯林和1984年针对锡克教徒的集体狂热的回忆。
人权观察还记录了北方邦的相关事件。2019年12月19日，受压迫的组织日海曼奇(Rihai Manch)在州首府勒克瑙组织抗议CAA。前一天，人权活动人士被软禁。这些人包括律师兼里海曼奇头目穆罕默德肖伊布(Mohammad Shoaib)，资深警察出身的活动家SR达拉普尼(S R Darapuri)和获奖的社会活动家桑迪布潘迪(Sandeep Pandey)。肖伊布和达拉普尼后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拘留。肖伊布被控在12月19日的抗议活动中煽动暴力、意图谋杀和破坏公共财产，尽管他当时被软禁在家。在审理肖伊布的人身保护令请愿书时，警方错误地声称他们于12月20日逮捕了他。达拉普里指责警察公开的社群主义：“他们不必掩饰自己的偏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补充道：“如果他们能这样对待像我这样的退休警察局长，我就不用去想他们对普通人做了什么。”，一位穆斯林名字的女性活动家很快就被发现了。贾法尔(Sadaf Jafar)于12月19日在用手机拍摄抗议活动时被捕，她说自己多次遭到：“他们打我。他们说了最肮脏的辱骂，那种根本无法公开播放的那种脏话。他们没有给我食物和水。我完全没不像个人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在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统治下的印度做穆斯林意味着什么了。”[21]
学校教科书被重新编写，穆斯林几乎从印度的历史当中抹去。如果提到他们，他们被描绘成侵略者，宗教狂热者和极权统治者。除了泰姬陵，大多数苏丹国王朝和莫卧儿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都被印度考古调查局(负责文化古迹的政府机构)忽视。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泰姬陵最初是一座12世纪的印度教寺庙，由斋浦尔的马哈拉贾建造。[22]除此之外，2017年10月，由永远穿着藏红花长袍的印度教牧师约吉阿迪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领导的北方邦BJP政府，选择不把泰姬陵列入国家旅游手册。这不是疏忽。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外国”存在，特别是伊斯兰的影响，都是在腐蚀“印度”文明。莫迪本人将莫卧儿帝国和英国殖民主义时代一起称为奴隶制时期。[23]
学术界也未能幸免。201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坚持要求4万所大学直播莫迪赞扬印度人民党创始人迪恩达亚尔乌帕迪亚亚的实况转播。2018年秋季，印度人民党的学生团体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ABVP)的学生策划了一场成功的抗议活动，抗议任命著名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记者拉姆钱德拉古哈(Ramchandra Guha)担任艾哈迈达巴德大学(Ahmedabad University)主席，原因是“反国家”。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也影响到了记者，他们被任意拘留、以虚假理由逮捕，有时甚至遭到殴打。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已有14名记者丧生。[24]
人们很容易把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统治下的印度定性为一种早期的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一个血淋淋的法西斯国家的话。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基础。印度人民党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提亚纳特(Adityanath)表示：“如果(穆斯林)杀死一名印度教男子，那么我们将杀死100名穆斯林男子我不会停止，直到我把[北方邦]和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的拉什特拉[国家]。[25]对涉嫌吃牛肉的穆斯林的“牛肉私刑”和对贱民的肆意暴力有时被比作纳粹德国的反犹太大屠杀。CAA被比作纽伦堡种族法。对书籍的审查、教科书的改写、左翼分子的取代以及国会的任命由忠于人民党的人去担任行政职务、限制公民自由、以似是而非的罪名拘留和逮捕自由派记者和其他批评者，这些都已在上文中提到。穆斯林被一个奴性的媒体公开地称为蟑螂，这种现象在印度教社会的政治体系中肆虐，这使得福克斯新闻都显得很自由。
然而，把莫迪政权贴上法西斯的标签是不准确的。虽然这里不是全面讨论21世纪法西斯运动的性质以及它们如何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典”法西斯运动进行比较的地方，但可以简要地探讨人民党及其统治的某些方面。历史上，印度人民党植根于RSS，该组织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致力于印度民族主义。这个党受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极右翼团体的启发，以他们的志愿军、制服、集会和言辞为榜样。[26]他们的主要理论家是维纳亚克达莫达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他是20世纪初建立的印度教马哈萨卜哈(印度教社会)的主要成员，并积极捍卫印度教对印度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至高无上的主张。[27]其基本原则基于19世纪晚期旨在更新印度教伦理和团结印度教的复兴主义思潮与忠诚。该教的一个主要宗旨是，印度曾经被英国帝国主义削弱了，而先前穆斯林的“外星”统治通过贬低真正的信仰而进一步削弱了印度。恢复需要心灵、精神、政治和身体的恢复。
RSS在印度殖民后期催生了一系列组织。印度人民党和维什瓦印度教巴黎人(VHP)都是从这个巢穴中发展出来的。VHP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文化组织，并声称代表整个印度教社区的利益。它植根于寺庙网络和文化协会。秘密的RSS是一个等级森严、军事化和高度独裁的机构，RSS的标志就是身穿白衬衫和卡其布短裤。RSS特别强调纪律，经常对组员进行身心锻炼和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的训练。
RSS及其支持者在BJP家族中的社会基础对于理解RSS的功能至关重要。反对国会及其宣称的世俗计划，使得RSS传统上在宗教社区并肩生活的城市环境中找到了吸引力。当世俗民族主义不能在阶级团结的基础上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时，宗教习语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印度教价值观和历史的颂扬也吸引着那些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失去地位和权力的人。这既包括白领工人，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相对贫困寻求简单的解释，也包括更传统的城市基层，他们被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的世俗性和普世性所疏远。传统上与早期国会政府有联系的小企业主渴望结束监管和限制性做法，他们可以与印度教进步的观念形成强烈的亲和力。这些社会阶层往往对国家不信任。印度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将国家想象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单元，以家庭为模型，吸引了他们。这种国家理想也为那些被城市生活疏远的人提供了安全感，比如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和地理上流动的人，他们缺乏令人满意的种姓和家庭关系。因此，RSS与传统法西斯主义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构成了希特勒纳粹和本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的基础。然而，社会的这一部分人也是其他政治与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运动的基础，例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和伊朗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28]
更深刻地说，法西斯主义通常是在中产阶级感到完全荒凉、被排斥在经济自由化的利益之外、与现有政治结构疏远时获得国家权力的。这在印度还没有发生;中产阶级还没有进入如此疯狂的状态。人民党政府也没有绝望到需要公开转向街头运动。尽管Covid-19危机如此可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尚未动摇。
RSS和BJP有时会合并在一起，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实。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莫迪作为RSS成员与作为印度人民党领袖和印度总理的莫迪之间的区别。人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选举党，因此比RSS的范围要广得多。印度人民党成立于1951年，当时是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 Sangh)与RSS的合作组织，最初支持经济保护主义。在过去的20年里，它已经转变为经济自由主义，并在优先领域增加了外国投资(尽管在其他领域受到限制)。1998年该党执政时，其政策进一步转向全球化。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印度政府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外国公司涌入印度的现象。在莫迪的领导下，政府一直在推动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放松管制和广泛的私有化，以及对劳工和生态监管的大幅放松。除此之外，为了争取更广泛的选举支持，并证明其对资本的可靠性，它已经缓和了其核心的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穆罕达斯甘地遇害案中的RSS罪责仍将他们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但印度的马哈萨巴(Mahasabha)也在齐心协力地为刺杀甘地的纳图拉姆戈泽(Naturam Godse)平反为民族英雄。RSS是在2019年1月甘地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上，马哈萨巴重构暗杀案性质的幕后黑手，当时甘地的肖像被烧毁。人民的愤怒迫使莫迪批评了这一噱头，并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现代政治家。但他作为印度人民党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地位，同时与他在RSS的组织家族中担任的干部身份引发了紧张和冲突。随着莫迪就政治家和RSS干部这两个角色的平衡，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深化。
两个问题证明了莫迪在这里的脆弱性。第一次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举行的议会演习，在那里，人民党一直与地区性的印度教极右翼希夫塞纳党(党卫军)结盟。人民党在去年的选举中获胜，尽管多数票减少了，但人民党违背了与党卫军分享首席部长职位的协议。他们以为党卫军无处可去。然而，党卫军随后与国会和一个地区资本主义农民党组成了一个无原则的联盟。他们不太可能成为伙伴，但由于这三个组织都有给人民党教训的统一利益，这个无原则联盟可能会坚持下去。更重要的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政府更迭意味着反CAA的抗议活动没有受到警察或党卫队民兵的袭击。
第二个例子是在阿萨姆邦，人民党与他们的主要伙伴阿萨姆加纳帕里沙德党(Asom Gana Parishad，AGP)闹翻，AGP党旨在阻止所有孟加拉人迁入阿萨姆邦，不分宗教信仰。这让人民党陷入了一个自己制造的陷阱，与此同时阿萨姆邦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CAA，尽管这与AGP的沙文主义完全不同。
人民党的议会主义使得更广泛的社会团体成为了必要。这些团体包括中上层阶级和专业、受过高等教育和富裕的群体，他们表面上可能表现出对正统的印度教的认可，但实际上是世俗的、世界性的和极为唯物主义的。令人遗憾的是，印度人民党还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工会渗透到一些工人阶级地区，这个工会被称为巴蒂娅马兹多尔桑格，是一个RSS附属机构。一些工人认同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希望印度真正成为一个与中国并驾齐驱的崛起大国。
这同时也是印度工业和企业精英的希望，他们同时与西方和沙特阿拉伯做生意，沙特阿拉伯是印度仅次于伊拉克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它现在也是印度第四大贸易伙伴，2017-2018年双边贸易额为274.8亿美元，沙特计划在能源、炼油、石化、基础设施到农业等领域投资约1000亿美元，矿产和采矿业。[29]这些精英不赞成将大规模暴力和街头暴徒作为常态。当然，印度首都可以抵御偶尔发生的、低水平的社区屠杀，但它没有必要像欧洲古典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样，通过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来拯救印度资本主义，使其免于工人革命起义的危险。印度人民党目前之所以受到印度统治阶级的青睐，正是因为它能够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利润，而且不会发生流血冲突。
尽管如此，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在印度的发展，意味着印度人民党是极右翼意识形态(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孵化器。莫迪是第一个打破战后统治资本主义的传统政党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涌现出来的领袖。他是2008年危机后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者，他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抨击老牌政党的老牌政治体制，因为他们的精英主义和不听普通人的话。正如古吉拉特邦所发生的事所表现的那样ios的clashx，莫迪完全有能力利用宗教民族主义作为动员的基础。但莫迪的总理职位需要更广泛的吸引力。人民党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机器;它的专业干部是由穿着西装、懂媒体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而不是穿着白衬衫和卡其布短裤表演军国主义宗教仪式的男人。
在莫迪的领导下，人民党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之一。根据选举智库民主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的数据，在2017-18财年，印度最大的七个政党申报的总收入为1.85亿美元。人民党的份额占总数的73.5%。向人民党提供的自愿捐款的数额是是剩余其他几个大党的总收入的2.5倍。[30]这些捐款大部分来自法人团体、生活在国外的私人个人和超级富豪，他们被低工资、低税收、放松管制的经济前景所吸引，而不是因为印度教的通过大规模的社区暴力而被引入的。莫迪与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巴西的杰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结盟，与自由市场主义者、民粹主义右翼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和他们一样，莫迪领导着一个肮脏的独裁政权，但这不是法西斯。
独立党(INC)在解决印度广大普通民众问题上的卑鄙的失败是对其最大的控诉。该党在历史上把工农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但在执政期间却维护了雇主、地主和军队的利益。国会世俗的民族主义把不同的社会阶层束缚在一个单一的项目上，而这个项目永远不能平等地满足不同阶级的期望。它在早期试图平衡相互竞争的派系的立场，使得他们彼此可以继续存在，而在战后不久的世界经济正在扩张的时代仍有回旋余地。一旦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步履蹒跚，即使是自诩为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在面临选举失败时，也会越来越多地打出集体牌。因此，英迪拉甘地在20世纪80年代挑起了印度教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她的遇刺和随后1984年的反锡克大屠杀。
她的儿子、继承人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母亲表示了同情，但他却采取了旨在服务于保守的公共利益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阿约提亚16世纪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 mosque)的大门被打开，目的是为了安抚印度教极端分子。巴布里清真寺被VHP认定为印度教神拉姆的出生地，该组织开始在阿约提亚推广定期祈祷活动。近几十年来，“yatras”(参拜圣地的行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中一些模仿了印度教史诗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戏剧化的做法。如果这些只是出于仪式目的的信徒聚会，那就没有问题了。但1992年12月6日，一群暴徒非法拆毁了Babri清真寺。它是在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的领导下，由RSS和人民党支持的VHP的追随者煽动起来的，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在1998-2004年的人民党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1990年，阿德瓦尼策划了“Ram Rath yatra”一场规模庞大的游行，途经印度大部分地区，最终在阿约提亚结束。尽管这次集会被标榜为一次宗教集会，但它却成为了一大批处于半休眠状态的正统印度教团体的集会点，这些团体致力于将宗教习语和符号政治化，以帮助一种坚定的宗教民族主义。
王朝政治的污点也困扰着INC，而莫迪已经掌握了如何利用这一点。事实上，拉胡尔甘地是2019年国大党总理候选人中最空洞、最乏味、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他既没有政治上的坚韧，也没有权威。他没有曾祖父的魅力和政治地位，没有祖母的钢铁意志和政治权宜之计，甚至没有父亲的英俊外表。在数十年的失望和失信之后，对裙带关系和精英主义的指责引发了共鸣。印度人民党在543个席位中获得了303个席位，而印度人民党获得了52个席位，因此人民党凭借自身优势轻松赢得了绝对多数。不过，人民党还领导着由中右翼和右翼地区政党(包括湿婆军)组成的全国民主联盟(NDA)，该党总共获得了353个席位。INC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仅赢得91个席位。印度独立72年以来，国会统治了49年，但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却交出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31]
国会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也反映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那些对左翼持批评态度，但也得出了自己有问题的结论的人，其中包括不加批判地庆祝宗教等标志物，认为它们是社区归属的重要文化象征。在学术界，后殖民和低级研究的兴起促使人们重新强调“差异”的政治，从而导致对宗教、种姓、地方、性别、性和地区性等细节的估价。阶级，如果它已经被确定，已经降级到一个次要的结果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为印度教政治提供了合法性。
国会的弱点可能是印度填补真空、从下面动员起来对抗右翼的一个机会。在印度，的传统很强。左翼联盟包括印度(CPI)、印度(马列主义者)、全印度前进集团(AIFB)、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社会党。这里不是对印度进行彻底分析的地方，因此，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传统和议会克汀主义的结合，在莫迪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围绕RSS和VHP的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已经证明是严重不足的。2019年，左翼政党只赢得了5个席位，这是60多年来最糟糕的结果。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曾是控制的传统基地。在被左翼连续34年统治的西孟加拉邦，CPI(M)在2019年失去了所有席位。在喀拉拉邦，当时一分为二的CPI在1957年获胜，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议会选举赢得公职的政府，左翼只获得了一个席位，尽管其得票率为32%。选举人的策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就连党员人数最多、议会历史上最大的左翼政党CPI(M)也成为变幻莫测的宪政政治的牺牲品，并深陷在耍花招以击败对手的骗局中。在孟加拉和喀拉拉邦，与当地和全球资本家接连妥协，导致城市和农村穷人、工人和农民的状况恶化。[32]
尽管莫迪和人民党在2019年选举中取得成功，但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经济越来越不健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增长1.9%。印度政府将出售其持有的印度国家航空公司(Air India)的股份，该公司在2018-19年度出现巨额亏损，导致巨额国债的累积。[33]印度卢比是2020年3月亚洲受创最严重的货币之一，创下历史新低。外国投资者撤出印度资产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Covid-19将给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带来更大的痛苦。[34]即使在Covid-19事件之前和去年大选之前，工党的参与率在2019年3月已经下降到41.9%，是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就业率也下降到38.2%。据报道，积极找工作的失业人数略低于3790万，为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5]
当研究机构记录下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时，就会出现一幅矛盾的画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19年的一份报告，约三分之二(65%)的人表示，如今印度普通民众的财务状况比20年前要好。尽管如此，该报告还指出，3.937亿个工作岗位处于弱势状态，尽管2018年官方失业率估计为3.5%，但1860万印度人失业。[36]从各年龄组来看，2019年10月20-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为37.48%，25-29岁组为12.81%。15-19岁的失业率为45%。经济萎缩不仅意味着年轻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且稳定的就业前景总体上减少。[37]
在大流行之前，普通人已经感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超过七成的人认为物价上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近七成的人民党支持者和国会支持者都认为民选领导人腐败。在德里议会选举前，58%的人表示，无论谁赢得选举，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包括大多数人民党和国会的拥护者。[38]还有巨大的不平等。印度乐施会指出，2018年至2019年，1%最富有人口对国家财富的控制率从58%增加到73%，而最贫穷的50%人口的财富仅增长1%。[39]
因此，这张照片并不是对莫迪笔下的印度普遍满意。此外，经济的弱点表明，莫迪的回旋余地有限。印度经济崛起背后的现实正暴露在全球市场上。数百万印度人对经济繁荣的叙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产生来自对人民党基础的挫败感和压力。当然，莫迪将寻求通过回到替罪羊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这远非直接了当。
在经济不确定性日益恶化，以及国会的失败领导的情况下，出现了激励人心的、出身下层的反对力量，对莫迪政权和其尝试利用印度现代民族主义计划来实践他们罪恶的种族主义(如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规划，简称修正案)这一举动做出反对。举个例子，印度历史上最大、最持久的非暴力不抵抗示威爆发在了2020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上午七点，德里警方部署武力对沙欣巴格女子营地进行清场clashesofopinion。在运动开始的101天之后莫迪宣布了一次全面封城。[40]沙欣巴格成为了当代印度一切电闪雷鸣的避雷针。示威以十五位当地妇女在横跨六条干道、链接德里和诺伊达的公路上那象征性的一坐开始。她们很快又迎来了当地其他女性的加入，其中的有些人戴着头巾和罩袍，而有些不戴;有些是家庭主妇，女儿和学生，而有些是教师和社会工人;有祖母，母亲，青少年，下至3小孩、甚至婴儿。她们直接的担忧是修正案。作为女人，她们明白这对她们孩子的影响没有身份证明，他们便可能成为“无国籍人士”。示威者苏木布尔卡玛 (Sumbul Kamal) 总结了她们的理由：“我们都信神。可是即便我的神是阿拉又如何?难道就因如此，我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41]苏木布尔的家庭，正如许多德里的穆斯林家庭一样，是祖祖辈辈的穆斯林。而她的祖父母在印巴分治之后做出了留在印度的决定。她接着说：我的父母难道也单单因为没有有法律文件，就不再是公民了吗?我的孩子也要因为没有出生证明而被放弃了吗?[42]印度今日的悲剧正是在于许多出身穆斯林背景的人都在思索自己的祖辈们是否在印度分治的时候，1947-48年穆斯林大离乡时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很快，2020年，又有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加入了她们。当地三位以“祖母”(Shaheen Bagh dadis)身份而闻名的年长女性升起国旗，唱国歌。可以理解，他们的共识是强调其对印度的归属感。穆斯林女性被刻画为落后无知的女性，需要外人来指指点点，可她们忽然就成为了反莫迪政府的群众运动之中的急先锋。被评论家们否认其作用的这些女性动员了起来，并开始讨论宪法、民主以及国家的本性与社会公正。群众非暴力不合作的情愿质疑了女性在家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女性们的需求从对修正案与相关法律的直接反对转移到了对女性安全(德里作为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城市简直是臭名昭著)、食品与日用品价格上升、失业和贫困的担忧。
抗议活动的传播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水平，并激发了更多的团结。锡克教徒农民建立了免费的厨房，提供清真，素食和其他选择;由从不同学院、医院来的医生、护士、医学生组织、维护的健康营;为老年妇女安装的高架床;提供毯子，披肩，帽子和手套，以及干净的饮用水和厕所设施。不同宗教的祈祷会为那些希望遵守戒律的人举行，但几乎没有强迫的参与。此外，一个临时的社区图书馆建立了起来，其中有支持者捐赠的书籍和文具clashesofopinion，，以便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还提供小说，历史书籍，小册子和教科书。整个营地被各种口号装饰了起来，来强调各个信仰团体之间的团结，要求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 Inqu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一词在各处回荡。来自印度独立运动的杰出人物的海报也很重要，其中包括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所有人不论有无宗教信仰，不论男女。[43]这次抗议受了启发而灵感迸发，充满活力而深入群众。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它以雏形的形式瞥见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如何通过从下层的斗争开始发展。
尽管官方不懈地将沙欣巴格抗议者妖魔化为巴基斯坦的员和壁橱支持者，但该运动仍然激发了全国妇女的行动。在阿里加尔(Aligarh)，妇女和高中女生封锁了阿里加尔大学校园内的所有交通，并在大学宾馆附近的主要交叉口形成了人链。在德里门派出所下方的沙哈马尔(Shahjamal)，数百名来自邻近地区的妇女占据了主要通道。[44]
学生也受了启发，动员了起来。12月13日，德里的贾米亚米里亚伊斯兰大学的学生决定前往议会抗议拟议的公民身份变更。警察阻止他们前进，并使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驱散他们，导致了冲突，有50名学生被拘留。两天后，约2,000名贾米亚学生在校园内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当天晚上，未经大学当局许可，数百名警察强行进入贾米亚校园。再次使用了警棍和催泪瓦斯，将近100名学生被拘留clashesofopinion，，约200人受伤。[45]那天晚上，警察进入校园，开始封锁地区。数百名学生成功突破了警戒线，但警察以警棍和催泪弹进行了报复。学生们遭到袭击，包括学生会主席在内至少60人受伤。互联网访问受到限制，警察封锁了校园并关闭了大学，直到2020年1月5日。[46]
沙欣巴格成了名胜古迹。政治家，电影界的知名人士和学者访问了营地，并发表了团结一致的讲话。由于担心抗议活动将一发不可收拾，警察禁止在德里和其他城市的部分地区举行公开集会，并削减互联网服务。仍在成文法上的殖民地法律被用来禁止四个或更多的人聚集。[48]由于担心不利的宣传却无法运动，右翼的挫败感爆发了，反动派势力释放给JNU的学生。德里2020年1月5日晚上，一群人数在60-100之间的蒙面暴民用棍棒袭击了校园。袭击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暴民高呼“滚出JNU”和“反国民份子滚出JNU”。[49]激进分子和记者约根德拉亚达夫在媒体和警察的面前遭到袭击。[50]在像黑帮一样的伏击中，救护车轮胎被刺穿，以阻碍对受害者的急救。这些事件使42多名学生和老师受了重伤。令人不安的是，事件期间当局关闭了路灯。JNU学生会主席Aishe Ghosh在残酷袭击后住院。他指责警察故意不采取行动，并声称他们曾事先警告过该组织。[51]学生指责BJP的右翼学生组织ABVP(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意为全印度学生议会)策划了这次袭击，有证据表明，一个名为“反组织”的WhatsApp团体与ABVP联系在了一起，接收来自ABVP成员的消息。[52]
除了对抗议者的残酷外，在大流行的掩盖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赋予其各种拘留和逮捕权。这反映出专制政府在国际上使用新冠病毒来系统地，将阶级力量的平衡转移到统治精英上，并用新的权力武装国家。然而，危机前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性质也引发了阶级斗争。2020年1月开始，为期两天的大罢工袭击了印度，约有8-9百万工人罢工。涉及的十个工会呼吁终止短期劳工合同，低薪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破坏了关键行业，封锁了铁路和公路，并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罢工是自印人党2014年上台以来的第三次罢工。来自昌迪加尔的惊人司机Avinesh Sethi总结了总体情绪：“我像奴隶一样工作，教育了我的四个儿子。在印度，儿子本来是一种资产，但我的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我必须用我的薪水来养活他们。” [53]一年前，即2019年1月，有过一场为期两天的罢工，涉及十个工会的工人，包括隶属于印度，是最古老的联邦的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罢工涉及儿童保育和服务部门的运输和工厂工人，银行和保险雇员以及联邦和州的工人。他们有12个要求，特别是针对私有化和非货币化的要求。[54]农村社区参与其中，农场工人采取了行动，他们因宽松的信贷计划而陷入债务后损失惨重。当警察在拉贾斯坦邦的大金空调厂的一个纠察队中，向罢工者使用蒂丝(竹棍)时，工人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该工厂是日本合作基础上的经济特区的一部分。30名工人受伤，12人被捕，被指控犯有骚乱和未遂谋杀罪，另外700人因其他罪名被捕。该公司雇用了受雇的暴徒，工人们声称他们“用石头砸了他们”和“发射了橡皮子弹”。[55]这些罢工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并且是对莫迪警察不断升级的标志。尽管受到工会联合会官僚机构的号召，这些罢工仍有可能逃脱官员的控制。
正是这些类型的政治和工业斗争，以及其中的工会主义者之间建立起档次和主动权，才能使这一运动超越常规化和“官僚大罢工”的局限。它们是否会成为能够激发社会各阶层(例如农民和小农)的大阶级斗争，将决定莫迪的政权能否不受冠状病毒危机的影响而毫发无损。就像抵抗运动一样令人鼓舞，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完全不同了。工人的斗争有可能打击经济，但也有能力跨越宗教鸿沟提供凝聚力和统一性，并吸引受经济市场化影响而受苦的达利特人社区和其他少数民族clashtitans。为了使他们相信BJP，RSS和VHP反对他们作为工农的利益，就必须耐心地与印度工农抗争，就像他们反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利益一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数十年来，RSS一直将其干部派往城乡贫困地区。据报道，其ABVP学生组织的会员人数为300万，这使其成为印度最大的学生团体。他们在投票箱上证明了将印度教群众与印度教精英捆绑在一起的项目的成功。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左翼力量必须表明社会主义者没有禁区。它需要进入工厂和村庄。它必须存在于村庄一级，让使普通工农群众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仅靠工会和农民团体高层官员的关系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我们必须正确地分别识别BJP和RSS的政治是实际上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初期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将所有右翼组织和个人标记为法西斯主义者是不准确和无益的。通过在BJP议程上稍作让步，无论在投票箱还是在社会基础上，都无法挑战“印度性”(Hindutva)。莫迪的民粹主义言论和姿态需要曝光，他的政策呼吁他们的反工人阶级意图。与议会的演习和与腐败政党的政治交易相反，我们需要从下层来的政治。需要建立一个从下而上的运动，它不是建立在以争取主流亲资本主义政党领导人为基础的人民阵线式联盟的基础上，而是一个统一阵线，其目的是在街头和社会中公开和激进地反对BJP和RSS。工作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但印度的在殖民时代曾经如此运作。尽管有国家的和检查制度，但CPI还是植根于一系列农民社会，福利团体和工会(尤其是在造纸工业中)，这些根基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自独立以来，左翼的”人民阵线”式战略使其得以与国会新自由主义者结盟并对其作出让步。尾巴结束的世俗民族主义一直是全球南方所有的标志，这种弱势使独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无法形成。这项战略有助于在议会框架内使印度制度化，这意味着它在企图阻止崛起方面悲惨地无效。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打破过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来自我更新，并针对莫迪和建立广泛的联合行动。如此困难，无人不知，但这是摆脱莫迪所带来危险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