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把中国设为头号政治对手和意识形态渗透对象——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媒体的新趋势
在最近一、二十年里，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和公众的关注。近几年来，尤其是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更是受到了许许多多中国学者、专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关注，并呈现出不同的看法，热烈的讨论。
美国媒体对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的报道（包括对中国的报道）之所以会在各国学者和公众中产生不同的看法，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与美国媒体本身直接相关的。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媒体的多元化，这不但是指美国各家媒体的风格多元化、服务对象多元化等等，更是指它们的政治多元化，即媒体对政治事件看法的多元化、媒体政治立场的多元化，等等。美国不存在一个专门管理媒体报道的政府机构来统一监督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宣传口径和政治立场。因此，人们很难看到美国媒体在政治上的“大一统”的行动，特别是在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中显示出“步调一致”的情况。所以，如果不同的研究者根据美国不同的媒体就同一课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就很自然会是不同的。比如，虽然做的是同一个课题，但根据两个呈右翼立场的美国媒体所作出的研究结果与根据两个呈左翼立场的媒体所做出的研究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而如果把这种研究结果扩展为对这个课题的一种全面性的研究结论，就往往缺乏准确性。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媒体”这个概念涵盖很广，它包括好几种不同体系的媒体，而每种不同体系的媒体都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进行运作。因此，“美国媒体”这个笼统的概念包含着多种不同体系的媒体。如果一个研究者只是根据某一种体系的美国媒体作了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上升成对整个“美国媒体”的一个全面性的结论，那么也会很自然在学者中对同一个课题产生不同的看法。
因此，了解美国媒体是由哪些不同体系的媒体所组成是非常重要的ssr如何转clash。同时，也要清楚了解不同体系的媒体是如何运作的。美国庞大规模的媒体主要由三种不同体系的媒体组成。一是私营媒体，二是公共媒体，三是政府媒体（也有人称由四部分组成，即加上社会媒体，即social media，但社会媒体的属性与私营媒体、公共媒体和政府媒体完全不同，本文也就不把它包括在此）。之所以把私营、公营和官营这三种媒体称为不同体系的媒体，是因为它们的自身定位、价值取向、新闻理念、体系与结构、经济来源、运作方式都很不相同。而这种种方面的不同又使得它们在新闻的报道上很不同，尤其是在对国际事务的报道上很不同。虽然从数量上来说，这三种媒体很不相称，其中私营媒体占了美国媒体总量的95％以上，公共媒体仅占3％左右，政府媒体只占了不到1％，而且美国的法律还规定政府媒体不能对美国国内的公众进行传播。但是这三种媒体都必不可少，三者不可或缺，每一种媒体都有它不可取代的政治需要。这三种媒体合在一起构成美国媒体的总体。但是，对“美国媒体”全面的、概括性结论却不应该只根据对某一种体系的个别媒体的研究而作出。因为即使是在这三种体系的媒体中，同一种体系的媒体也都呈现着多元化，这种情形在私营媒体中尤其明显。
这篇文章主要是研究美国的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事务报道中的新趋向，并着重对美国的政府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新趋向进行解读。美国的政府媒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就是了。本文以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媒体的国际报道的新趋向和新涵义。已在近期从最初的电台广播发展到一个集电台广播、电视广播与网络传播为一体的多功能媒体机构。本研究集中在电台广播的国际报道方面。对电台广播的国际报道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内容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节目的播出方面进行研究。本研究主要是从电台在过去20多年中节目播出的变化上进行研究。所引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在过去20多年中的历年报告、各种相关出版物和研究材料，以及作者在所作的实地调查。
早在1920年代，在世界的一些国家中，以对外广播为主体的对外媒体就已发展成型。然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冷战高峰时期，国际对外广播在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宣传战中才真正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资深外交家及对外广播专家Head （1985） 将对外广播媒体界定为是主要由各国政府操作，以外交利益为动机，利用短波或中波与远距离的外国听众进行沟通的广播电视媒体。冷战时期的东西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尤其促成了大规模的官方对外广播战争。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以美国与前苏联为主。前苏联利用对外广播攻击美国，同样，美国也使用对外广播媒体，特别是，来攻击前苏联。因此，在冷战时期，对外广播媒体被各国政府当作一种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随着柏林墙在1989年的倒塌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趋于结束，因而也使得对外广播的基本使命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比如，Wasburn（1992）认为，冷战的结束使过去40年来对外广播能够适用的的国际大环境有了大幅改变。Fukuyama （1989） 也认为，冷战的停止代表了人类意识形态战争的终结，西方民主将成为世界的主要政治结构。在新的国际冲突、政治及经济联盟的不断起落下，对外媒体必须采取具体的改变以因应变化多端的世界新格局。
美国的主要对外媒体是，是由美国政府出资运作的官方对外宣传机构。冷战时期，突出表现为美国与前苏联意识形态战的先锋。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敌人”的消失，似乎使得继续担任宣传机器的必要性不复存在。因此也修改了它的章程，并以具有公信力权威性的新闻媒体自居。这一切都似乎表明已经摒弃了担任宣传工具的决心。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事实是，冷战结束后，依旧在为美国政府做着宣传工具 （Matelsk and Street， 1997） 。
在本研究中，是否随着全球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幅度将被作为重点进行讨论和分析，以证明对外媒体在冷战结束后，其扮演政府外交政策辅助工具的主要功能是否发生改变。为了比较说明在冷战结束前后的主要功能，本研究比较了这两个时期外语广播节目的数量以及播出的时间。通常，广播电台的节目编排是反映台内政策变化的最好指数。换句话说，美国的外交方针一旦有所改变，隶属于美国政府官方媒体的对目标听众的广播策略将会做出相应变动，在节目安排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不同语言节目的数量可能因此增加或减少，播出时间的长短也会有所消长。为了反映冷战前后功能的改变，本研究搜集了1984至2010年的各项相关的资料，其中1984年的数据用来表现冷战时期的广播情况，1990年以后的数据用来反映后冷战时期的广播情况和变化趋势。
在冷战时期，的经费与结构都以打击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主要敌人的需要而设计。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的瓦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中国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将外交重心转移到中国这边来。此外，2001年发生的911，也迫使美国不敢轻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
随着美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向，在结构以及节目编排的方向上逐渐将中国及中东国家作为重点播出对象。在冷战结束后的主要功能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将政治及意识形态宣传作为首要目的，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需要作最大的努力，所改变的只是宣传战的主要战场和宣传战的主要对象而已。
对于许多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区域的国家来说，西方国家的对外媒体依旧被看作是“媒体帝国主义”的象征。比如，Boyd－Barrett （1979） 就认为，单向媒体传播令媒体收听国接收的不只是节目，其中所隐含的文化侵略以及权力失衡都让人胆战心惊。然而，以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等著名的西方对外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的收听群早已超过数千万。Wasburn （1992） 则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广播机构刻意宣传有关本土意识和权益的政治题材，或者太强调本国价值以及文化地位，并忽略对收听国的本土文化可能造成的伤害，诸如此类的国际对外广播行为都有可能被定义为“媒体帝国主义”的扩张。
此外，“文化渗透”也是冷战时期常用来讨论对外媒体的一个理论观点。“文化渗透”主要是指由政府以媒体宣传的方式企图打击接收国的特定权威或文化思想。Hixson （1997）曾经就美国媒体在冷战时期对东欧以及前苏联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做过研究，指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而开始具备绝对的优势进行海外文化渗透活动。冷战开始后，马歇尔计划更进一步大大成功地增强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间接地让西欧国家所建立的反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各地站稳了脚步，也令世界不少国家开始拥护西方思想意识形态。
当时对于美国与前苏联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而言，冷战实际上代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军事对峙。但在武力方面，双方都不敢贸然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软性的文化传播变成唯一可行的战争方法。因此，美国最终发现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佳利器。通过文化渗透，美国可以把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以及社会基本价值观输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美国的官方媒体就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持续地进行文化渗透和宣传。
总之，在以意识形态战争为主的冷战期间，国际传播环境充斥着文化渗透。美国、英国等主要强权国家利用媒体去影响收听国的公众，而当时相对而言经济势力较弱的国家如前苏联等，也都成立了庞大的对外广播电台来反击西方国家散播的媒体讯息。因此，只要负担得起成本，对外媒体，尤其是对外广播媒体，在冷战期间都是各国用来进行对外文化渗透的重要管道。
于1942年2月24日开播，当时正值美国刚加入二次世界大战。成立的基本目的就是担任美军的媒体战争工具，由战争资讯部门管辖。二次大战期间，每天以50种语言，向海外广播119小时的节目。当时，的节目虽以传播真相为名，但是内容上却掺杂着各种程度的谣言与谎话，以声援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 （VOA Today，1992） 。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美国与前苏联两大世界强国的崛起，双方都为了稳固自身地位而加强与政治经济利益相合的国家结盟以强调其领导位置。Huntington （1999） 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冷战反映了一个两级系统，双方强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左右着国际形势。两大强权各自领导其结盟国家，并且企图影响非结盟国家成员。Wood （1992） 强调，对外广播媒体就是冷战时期的武器，其威力相当于传统战争中所使用的核子弹。因此，如同Doyle－Hennin （1991） 所分析的，冷战的开始无疑是为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有关强调美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新闻与评论都成为节目的重要元素。同时，冷战开始后在资本方面也有了大幅的增加，尤其是用在针对前苏联国家发射台的增设上。
随着冷战越演越烈，开始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大力宣扬美国的政治利益 （Parry－Giles， 1994）。冷战期间，以系统的方法努力对抗由前苏联对美国提出的攻击，期望能加速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灭亡。因此，当时节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全力宣传、解释及合理化美国政府对外的种种行为，明确地担任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及基石。Rawnsley （1996） 指出，所传达的讯息与美国当时盛行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其节目也随着美国政府策略的变化而迅速变化。因此，自1942年开台以来，其新闻的编辑原则常常必须为了服务美国的政治利益和外交政策而有所妥协。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前苏联的瓦解，象征着冷战的结束，而所谓的“后冷战时期”也随之开始。冷战的结束无疑对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表面上，长时间处在东西两造的军事对垒似乎已经消失，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冲突好像也到了终点。然而，在世界其它主要国家之间存在和新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不和谐，却似乎更加频繁与明显。
首先是，必须在节目方面有所调整以应对新的主要对象 （Barber，1998） 。其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调整，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不再将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必须找寻新定位。再者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对外媒体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在各国都更有机会加入这个战场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努力去争取收听群，以完成美国政治和外交上的各种战略需要。
为了应对环境的转变，在后冷战时期注入了新的元素，以完成对外传播美国的声音这一政治使命。冷战结束后虽然在主要战场、主要对象和内容上有所调整，但其身为美国政府外交战略工具的大原则并未改变。为了印证这一点，本研究对从1984至2010年这二十多年的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播出情况做了比较。这段期间内针对各区域不同语言广播节目的增设裁撤或播出时间的增减，可以清楚反映出在后冷战时期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首先，的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总数在后冷战时期呈持续减少态势。表1描述了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期，外国语言广播节目和播出时间的变化情况。2010年的广播语言种类数量比1984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达27％。这个下降趋势似乎反映了美国对外广播媒体的功能和重要性在后冷战时期的下降以及宣传战争的趋势有所减弱。
其实，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减少只是一个假象。在后冷战时期，与外国语言节目种类减少的趋势相反，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播出总时间却增长了48％。而且，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几年，已经从单一的广播媒体转变为集广播、卫星电视及网络传播于一身的多方位、综合性的现代化媒体。
因而，虽然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种类在减少，却并不意味着在后冷战时期其宣传能力在减弱或是重要性在削弱。相反，统计一下其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发展数据，自后冷战时期以来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在成倍增长，这一心理战机器变得更强，力度更大。目前，每周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共用44种语言向一亿三千万世界各地的受众传播新闻、信息、教育以及文化节目共1,500小时。同时，大幅度地调整了以前的结构模式，增加了许多专门针对目标国家及地区收视群的节目（Barber，1998）。因此，尽管外国语言广播节目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在后冷战时期继续作为美国政府维护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需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工具的功能。
在冷战结束后的另一个明显的新趋势，是针对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播出的外语节目时间大为减少。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再放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上，而是转移到了有新的冲突以及新的潜在冲突的地区。自1984年至2010年，对前苏联各国各种语言节目的广播时间的变化情况。对这一地区的播出时间从冷战期间的每日73.75小时剧降至后冷战时期的每日仅为4小时，降幅接近95％。
从语言节目的数量上来说，在1984年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各国共用9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广播，但是到了1996年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逐渐只剩了5种，甚至俄语和乌克兰语广播也在最近几年关闭。俄语广播节目2008年的播出时间比1984年减少了98％，乌克兰语言节目的播出时间至2009年也锐减了79％，并在2010年终止广播。由此可见前苏联各国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完全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文化渗透的主要对象国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上。冷战结束后对东欧各国播出时间及语言种类数量有大幅下跌的趋势。
就整体而言，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宣传也呈现了巨大的变化。1984年至2010年间，对这些国家的总的广播时间减少了88％。从针对这些国家的语言的广播节目数量来说，已从冷战期间的总共9套节目减少到后冷战时期的2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后冷战时期基于欧洲新政治局势的发展，适时作出了战略调整。比如，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对前南斯拉夫国家的广播时间仍不断增加。如在1984年至2001年间，对塞尔维亚的广播时间增加了220％。此外，对于前东欧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后冷战时期，对这些国家的广播时间不仅未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例如，对阿尔巴尼亚的广播时间从1984年至1999年间增长了125％。以上种种变化，广播时间的或增或减，都反映了一直在遵循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以确保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
相对于对前苏联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播时间及节目的减少，在后冷战时期的第三个新趋势，则是将亚洲，特别是将中国和朝鲜当成了主要的宣传目标和文化渗透对象。从1984年至2010年，对亚洲的广播时间增长了211％，显示了90年代起对亚洲地区广播时间急速增长的这一新趋势。
对亚洲地区广播时间大大增加的趋势在普通话、广东话以及藏语的广播上反映尤其明显，而这三种语言的主要受众群都在中国。从增长幅度来说，藏语节目增幅最大，达33倍clashofstatus，韩语节目增幅达近9倍，缅甸语节目达近8倍，但普通话和广东话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分别达到3倍。不过，在后冷战时期，对亚洲地区播出时间最多的还是普通话节目，每天的普通线小时。这不仅在亚洲地区是首屈一指，在整个世界也是第一位的，的普通话节目取代了冷战时期俄语节目的位置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前苏联瓦解以后，美国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迅速反映了这样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广播。而普通话广播在“六四”事件时播出时数的迅速增加，进一步证明了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转变的迅速反应。
此外，冷战结束后新增设了针对中国听众的藏语和广东话广播节目，并且广播时间不断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4年间，广东线％。与此同时，藏语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2010年比1992年增加了3,300％。尽管在2004年至2006年间，的藏语广播时间呈下降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西藏发生动乱后，又马上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在2008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125％。
显而易见，正全力对中国进行广播，力图以资讯传递和文化渗透的方式影响中国公众。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的主要目标国，这一变化完全反映了美国政府在1980年代后期及1990年代初期以来外交政策的转向。
在冷战结束后的第四个新趋向，则是其对中东国家广播时间及外语广播种类的增长，这在2001年以后尤其显著。1984至2006年间，对阿拉伯国家的广播时间增长了368％，使中东成为除亚洲之外，另一个在后冷战时期广播节目时间增加的地区。
2001年发生的911活动，促使下属的阿拉伯语言广播部门急剧扩张，如2002年阿拉伯语的广播时间就比1984年增加了450％。另外，针对阿富汗的两大主要语言节目，达里语及帕施图语的广播时间也都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转变所作出的即时反应的最佳佐证。此外，美国广播理事会在911之后特别针对该区域设立了许多专门的阿拉伯国家语言部门，如针对伊朗广播的阿萨进波斯语电台 （Radio Azadi，后改名为法达电台，Radio Farda）。随后，由于美国政府又有多家专门广播阿拉伯国家语言的电台成立，从而使得的中东语言节目播出时间可以开始相对减少。总之，从中东国家语言节目时间的增加，以及后来美国政府多个针对中东的专门语言电台的成立，都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向以及美国政府媒体迅速的回应。
冷战时期对前苏联国家每天播出超过70小时的当地语言的节目，是对亚洲地区的2倍多clashofstatus，。而自1990年前苏联瓦解后，对该地区的广播时间骤减，1998年后，每日仅剩不到10小时的节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上，冷战后的2006年比冷战时的1984年减少了76％。但在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却使亚洲一跃成为的重点播放地区，广播时间成为各区之冠。对亚洲国家的广播时间占到其对世界所有地区每日广播总时间的76％以上，证明在后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
这份研究显示了在冷战结束后的几个新趋势。第一，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取代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的首要目标播放地区和国家。几十年的主要目标－－以前苏联为首的和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退居到美国战略议程中微不足道的地方。虽然在俄罗斯领导人普金强势对抗西方以及俄国意欲回归到超级大国位置的情况下，扩大了俄语的电视及网络传播。第二，在2001年美国遭到之后，的中东语言部门也成为了重点部门。第三，前苏联语言部门在社会主义苏联于1991 年瓦解之后，广播时间骤减，甚至有不少针对该地区的外语部门在冷战结束后相继关闭。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上。在冷战结束后的这些改变，都足以证明，纵使在新的政治环境及外交政策转向下，依然发挥着美国政府外交工具的功能，为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服务。这表明在冷战结束后clashroyale皇室戰爭，以为代表的西方对外媒体担任政府宣传工具的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
在冷战结束后的种种变化里，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中国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目标播放国家，换言之，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宣传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美国与中国之间。这样的转变绝非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媒体突然对中国变得更有兴趣，或者是内部单纯的结构重整，而是为了遵循美国在面临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台的新的外交策略。只是继续忠实地遵循着美国政府新的外交政策，以有效地服务于新的政治需要。对美国政府以及其对外媒体如来说，有太多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冷战结束后首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手了。
冷战的结束将国际形势带进了一个新的格局。Huntington （1999） 就认为，一个“超级强国”以及多数“区域主要强国”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新结构。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区域主要强国指的则是各地区的龙头国家，然而它们的力量又不如美国般的强劲，其中包括欧洲的德法、欧亚大陆的俄国、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南亚的印度、中东的伊朗、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以及阿尔及利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美国在处理国际议题时，都不得不去考虑各主要强国的看法，以维持区域间的平衡。但是在东亚各国力量兴起，并开始以各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前提下，美国与东亚地区主要强国的关系面临巨大的转变。其中尤其是中国近几年的崛起，无论在经济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对美国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Kim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表示，如果中国能持续保持目前惊人的经济成长速度，在21世纪很有可能超越日本现今领先全球的经济地位 （Kim， 1992） 。这一点现在已变成现实。在政治方面，中国则显然的已经取代前苏联，将影响横跨第三世界及第一世界的许多国家。因此，在经济、政治顺利发展，军事力量又成功提升和扩展的情况下，中国不仅在亚洲，以至在全世界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崛起的力量。对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是单一世界强国的美国来说，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挑战与威胁。因此，美国时时、事事紧盯着中国，而担任其官方宣传工具的，也在后冷战时期始终将目标瞄准中国。
Huntington （1993） 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提出，后社会主义世界可以被分成几种文明成分：西方文明、中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这些文明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文化及地区的不同，而它们间的差异也使得各种文明对人权、移民、经贸和环境等议题都会有不同的倾向和看法。因此，当西方文明不断地鼓吹民主及自由主义，并期望将此推广为普世价值的情况之下，其它文明很自然地会加以抵制。Huntington认为clashofstatus。，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使得国际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中之间这种在文明方面的根本差异会促使双方更坚信自身对人权、贸易以及武器扩张的看法，这些差异很难改变，从而也会促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冷战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剧。因此，从文明差异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就非常自然地在前苏联解体后被美国认为是最重要的对手。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表示，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仅剩几个国家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其中，有五个在亚洲。而在仅剩的五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则是最强大、最有能力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因此，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战争上最主要的敌人。此外，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国家对本国媒体实行监控，对外广播媒体已成为西方国家接触此类封闭国家公众的最佳管道。所以，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在利用对外广播媒体将西方的思想意识和讯息传入中国，甚至创建了又一个新的政府对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由美国政府出资的、将目标听众定位于亚洲的自由亚洲电台于1997年9月29日开播。事实上，这个新的电台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法案里，就清楚表明“自由亚洲电台和都必须开展24小时全天候的普通话、广东话以及藏语的广播服务，未来还必须兼顾中国的其它方言广播”。自由亚洲电台对中国的“情有独钟”由此可见一斑。自由亚洲电台的建立进一步证明美国将中国定为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对抗者。自由亚洲电台自我标榜它的宗旨是开展所谓的“公共外交”，但实际上却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落实担负着重要的和直接的责任。
在过去几年里，自由亚洲电台的外国语言广播部门以及广播时间都有快速和大幅的增加。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语言广播时间自1996年开台到2010年呈现出超过22.5倍的急速增长。目前，所有针对中国听众的普通话、广东话以及藏语广播节目加起来一天超过65小时，占到自由亚洲电台每日向整个亚洲地区广播总时间的75％，可见中国实实在在是自由亚洲电台最主要的目标国。
不可否认，冷战的结束确实给全球政治结构带来了巨大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政府对外交政策的重新审视和调整。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冷战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其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所以必须将它的对外媒体首先对准中国。而对中东地区的重视，也证实了美国政府与其对外媒体之间重要的关系。因此，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战的战火依然猛烈，美国的对外媒体在冷战结束后依然担当着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宣传工具的重要角色，持续对世界各地传输西方价值观及文化理念，仍然在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影响目标国民众的意见。显而易见，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媒体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行径依然存在。
然而，为了在冷战结束后继续生存，西方国家的对外媒体在内容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必须做些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不再只着重于鼓吹民主、人权以及等传统的议题，而开始加入如爱滋病预防以及健康饮食等新节目。不过，正如Wasburn（1998） 所言，对外媒体在新的政治现实中，担任国家宣传器具的重要使命依然没有改变。对外媒体在冷战结束以后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无论在规模与形式上，它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战争中都扮演着甚至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对外媒体，在冷战结束后所作的转变可以用来解读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反映出的新趋势与新涵义。通过对外国语言节目在冷战前后的比较，可以发现，基本上所有的转变都是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而发生的。因此，不仅被认为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声音，事实上就是美国政府之音。不管在冷战进行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反映美国的政治意识、策略需要以及锁定主要目标国家的任务始终没有改变 （Wood， 2000）。因此，虽然冷战表面上似乎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政府外交的需求依然是在播出节目时必须优先考量的指标。尽管世界政治局势经常发生变化，但的主要任务一直没有改变──始终在为美国政府打着对外宣传战。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已经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了，但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不但针对亚洲听众的外语广播和时间都有了增加，而且，还陆续新建了自由亚洲电台、萨瓦电台 和法达电台等多家政府对外电台。这些新的对外电台的成立，都再一次证明了美国的对外宣传战不断地在猛烈进攻中。美国迫切希望以对外宣传的途径改变外国民众的意识形态观念，以配合实现美国新的战略需要。
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对美国政府媒体国际报道的研究可以从内容和节目播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在内容方面，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变化，呈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而在节目播出方面的研究也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依然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需要，依然是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和政治利益及意识形态的需要，依然是是美国对别国开展宣传战的主要武器，依然是对别国开展宣传战的主力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后冷战时期，冷战依然在进行。（作者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环球视野第385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