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说明和平与战争的状态如何在几天内逆转，给全球秩序带来令人担忧的后果。2月21日北京冬奥会闭幕次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三天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以结束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横行霸道”（total dominance）和“鲁莽扩张” （reckless expansion）（源自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的说法）。当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急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中国以其独立公正的姿态在交战各方之间慎重其事。
中国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颇为震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2]说：“如果中国知道即将发生的危机，我们会尽力阻止它。” 然而，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高度集中，加之北约东扩的常态，秦刚所表示的要影响俄罗斯对乌政策的意图不太可能有效。尽管美国坚持认为[3]冲突迫在眉睫，但在冲突前的“口水战”迷雾中，俄乌双方屡次否定战争的可能性。回头看来，北京方面当时更似乎倾向于相信“当事方”（乌克兰和俄罗斯[4]），而将美国的“警告”视为小题大做，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因此，中国直到俄罗斯开始军事行动后才开始从乌克兰撤侨（约6000人）。
莫斯科迅速采取行动，填补北京的信息空白。在军事行动开始后数小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5]致电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和北约“违背”扩张承诺的结果。拉夫罗夫补充说，俄罗斯“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王毅[6]的简短回应传达了三点信息：1）中国始终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中国承认乌克兰问题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是合理的；3）应通过对话和谈判建立一个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前两点涉及交战各方，而第三点则阐明了中国所倾向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最终目标。
第二天，普京和习进行了电话交谈。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发起的这次通线]向习“详述”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原因。普京还告诉习，俄罗斯准备派代表团到明斯克与乌克兰进行会谈。习[8]回应说，中国支持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中方认为得到了俄方的积极回应[9]。
2月26日与欧洲高级外交官举行的电线]重申了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三项原则，同时补充了两点：乌克兰冲突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五点构成了中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核心。
北京在乌克兰冲突发生后的三天快速行动，意在确定其对交战双方的政策尺度。鉴于俄乌冲突积弊已久，这项工作敏感而艰难。在这方面，王毅的说明（乌克兰冲突是“中国不想看到的”）至少有两个目的：它向西方/美国表示，北京没有参与俄乌冲突；同时也示意俄罗斯，中国不倾向使用武力。
后一点尤其有必要，因为普京在2月4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对北京进行了9个小时的工作访问，似乎给外界造成了一种中国“赞同”俄军事行动的印象。在普京和习签署的“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11]”中，中国表示反对北约东扩，并“理解并支持俄方提出的构建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相关建议”。联合声明还重申，“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现在回头看，中国在北京冬奥会前与俄罗斯达成一致，主要是为了应对拜登强化联盟、加大对俄对华制裁力度的举措。无论如何，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更为紧密的协调，与俄乌开战后美中关系恶化似有连带关系。3月13日，美国高官“泄露”了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军援的“情报”，但中国[12]和俄罗斯都予以否认。几天后，拜登警告称，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 ，就会承担“后果[13]”。美方没有具体说明“物资支持”的内容，因此，美国单方面的解释会对中俄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产生严重影响。
此外，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外交、军事活动也在强化，包括地区（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4]计划于4月17日访问台湾地区，但最终未能成行）。与此同时，北约对乌克兰冲突的关注似乎加速了其向“印太地区”的扩展。4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 [15]（Liz Truss）强硬发声，称英国拒绝“在欧洲－大西洋安全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之间的错误选择”，支持“一个全球性的北约” ，并称北约“必须确保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能够自卫”。
由此，乌克兰危机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危机”概念的传统解读（不准确），即“危”和“机”两个字分别代表“危险”和“机会”。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应该谨慎应对。
当下乌克兰危机在许多方面是八年前第一阶段冲突的延续和扩大，甚至发生的时间都与不同的冬奥会高度契合。唯一不同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暴力示威，乌克兰反对党在索契冬奥会结束前推翻了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16]。此后，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八年的冲突，都是典型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17]” （gray zone operations），双方都有所克制。这一次，莫斯科在北京冬奥会后三天后，就以其营级战斗群（BTG）进行了“二战式的快闪”，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又被迫回到了“一战式的堑壕战”。
在这一极不对称的冲突中，俄罗斯的困境并非不可预测。虽然乌克兰比俄罗斯小得多，军事实力也弱得多，但它得到了最强大经济、军事实体（欧盟和北约）的鼎力相助，并获得全面的情报支持。代表苏联海军强盛标志的“莫斯科号[18]”巡洋舰被击沉，西方的情报至关重要。随着冲突的持续升级，双方均难以退让，中国在交战双方之间的平衡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困难。
中国官方在关于乌克兰冲突的政策声明中从未单独使用“中立”术语，而是将其政策描述为“光明正大、客观、公正”。3月15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即中立和公正的原则。为使概念清晰且简洁，本文使用“原则性的中立”的概念。
俄乌冲突开始时，中方致力于梳理与俄罗斯方面的问题。随着冲突的持续，中方也更多地关注乌克兰方面。在3月1日[19]和4月5日[20]与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勒巴的电话中，王毅重申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透明和一贯的 “基本立场”，同时强调了中国对平民所受伤害的深切关注。3月7日，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乌克兰人道主义救援的六点建议[21]，其中包括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保持中立，避免将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防止在乌克兰发生次生人道主义灾难。
3月9日至14日，中国红十字会[22]向乌方提供了三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500万元人民币）。一周后又增加了1000万元人民币（157万美元）。两国政府还共同合作，撤离在乌6000名中国公民，此项工作在3月初[23]基本完成。为保持家庭圆满，在这特别的人道主义援助中，中国允许在乌中国公民带上他们的乌克兰配偶的父母。
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提供了三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图片来源：红十字会官网
为表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平衡政策，3月14日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24]会见利沃夫州长马克西姆·科日茨基，并表示：“作为大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始终是乌克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伙伴……我们将尊重乌克兰选择的道路clash网站维护。，因为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范先荣补充说：“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我们会帮助你们发展……我们将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人民如何展示他们的力量和团结”。乌克兰媒体[25]报道了范先荣的言论，中国外交部[26]也表示赞同。但中国媒体只是引用乌克兰消息来源报道范先荣的讲话。
中国对乌政策谨言慎行，原因至少有三：1）乌克兰也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尽管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但中乌关系基本正常，而且乌克兰在向中国转让军事技术方面比俄罗斯更“慷慨”；2）乌克兰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国家。2019年，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乌贸易额增长35%，达到189.8亿美元[27]，同年中国企业与乌克兰签署了67亿美元的合同；3）中国从俄乌冲突中一无所获。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冲突的持续和升级只会让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已经困难的关系更为艰难。
3月底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轮俄乌会谈[28]有所进展。乌方甚至提议采取中立地位，而俄罗斯则开始减少其在基辅周围的军事行动。3月30日，俄外长拉夫罗夫抵达中国参加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三次外长会议，并积极与东道主王毅分享一些信息。他表示，俄罗斯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将继续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并与国际社会保持沟通。
拉夫罗夫在与王毅的会谈中谈到，此行任务是“以稳定、一致的方式”与中国建立关系。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敦促中方采取“具体措施”，确保两国元首一个月前签署的所有协议得到“持续执行”。
针对拉夫罗夫对中国挺俄不力的隐忧，王毅[29]回答说，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格局变化新考验，保持了正确方向，呈现出有韧性的发展态势。”关于乌克兰冲突，王毅重申，中国支持俄乌和谈。中国期待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各方为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的努力。王毅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教训。
不过，第五轮俄乌和谈的初步结果受到西方“质疑”[30]。据称，俄罗斯军队在4月初在布查[31]“杀害”了乌克兰平民，谈判停火的大门随之关闭，且短期无望重启。
2021年1月2日，王毅[32]首次提出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无上限”的说法。他告诉新华社记者：“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2021年2月4日，王毅[33]在电话中向拉夫罗夫重申了这一点。
回头看，王毅的方案至少受两个因素驱动。一是寻找新的概念框架来取代和超越传统的军事联盟，而这一点已经被双方多次否定。中国寻找提升与俄罗斯关系新空间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当时中美关系因贸易战、“武汉/中国病毒”、台湾问题[34]等而陷入低谷。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是可取的，2021年初乌克兰冲突升级[35]，这与拜登政府2021年的反俄行动同步进行（2021年3月1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3月2日对俄罗斯处理纳瓦利内案件实施第一轮制裁[36]，以及3月17日拜登称普京为“杀手[37]”）。
2022年2月4日，当“无止境”这句话被写进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时，双方似乎均有所获。普京可能已经决定侵乌，与中国的“无止境”合作意味着能保证中国的中立性clash网站维护，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即是如此。对北京来说，在西方发起外交抵制之时，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明，俄罗斯给予了中国大力支持。但这绝不意味中国无条件支持俄罗斯所做的任何事情。
无论如何，俄乌战事从根本上固化了西方对中俄“无止境”合作的看法或误解。为了疏解这一“战略难题[38]” （strategic predicament），3月25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39]澄清说，“虽然中俄合作没有上限，但有底线，那就是联合国宪章”。因此，通过谈判尽早结束俄乌冲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各方的利益。秦刚补充说：“更糟糕的俄美关系并不意味着更好的中美关系”。
对于一个新任命的大使（2021年7月到任），秦刚[41]澄清中国的“无止境”俄罗斯政策是必要的。但中国的其他高级外交官[42]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其原因之一是2月4日的中俄联合声明已有反联盟成分作为条件，即“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新的国家间关系优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乌克兰冲突以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自身的内在“底线”，或上下限。作为超大型的、独立的文明实体，俄罗斯和中国均认为自身的独立和主权高于一切clash网站维护。一个具有自动联锁安全机制的军事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
也许更重要的是，目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务实关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中苏联盟时期，共同的意识形态似夸大了双方友谊，并在30年的敌对时期（1960-1989）扩大了分歧。双方都为从友到敌的一步到位的巨变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经济和战略代价。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已将这种不对称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务实的共存关系，并进行了密切而灵活的协调。他们完全有理由排除外部干扰，以保持这种正常关系。
拉夫罗夫在3月底与王毅的会晤中完全有理由为俄罗斯“结束美国主导地位[43]”的军事行动寻求更加肯定的保证。尽管中方言必称“合作无止境”，中方的支持也不是召之即来。首先，一些中国公司[44]规避风险行为，已经放缓或避免与俄罗斯相关的商贸活动，以免受到西方国家的二次制裁。据说中国大型银行[45]正试图规避与俄罗斯客户直接开展业务。虽然规避风险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正常的，就像克里米亚事件后的几年[46]，俄罗斯敏锐地意识到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局限性，即使在正常时期。
然而，可能引起了俄方担忧的，欲是中国在乌克兰冲突方面看似不断分裂的公共空间。3月28日，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著名汉学家亚历山大·卢金[47]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的文章中阐释道，中国“尚未形成最终立场，在整个冲突中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决裂，但会劝说俄罗斯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卢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5月3日，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48]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中国国内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辩论，在亲俄和反俄阵营之间日益极化”。
卢金和阎学通都引用了公众舆论作为他们的论据，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卢金仔细记录了一些主要舆论“领袖”的观点，而阎学通则仅引用“反俄情绪”作为中国公共空间高度分化的证据。
但两位学者都忽略了中国庞大互联网民中“不那么沉默”（not-so-silent）的大多数。随便关注一下中国颇大的网络空间，就会发现人们对俄乌战争的意见活跃且多样。中国官方媒体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官方报道不偏不倚，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节目特约评论员、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吴大辉教授甚至直接引用他在泽连斯基内部的“线人”（deep throat）。4月下旬，新华社[49]发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的采访全文。最近的一项调查[50]显示，30%受访者表示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20%支持乌克兰，40%保持中立clash100l和clash108，这并不奇怪。
俄乌战事以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全球事务感兴趣，他们拥有相关经验及外语能力，自然更中意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个人活动。政府因此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在对乌克兰冲突或任何冲突中采取更加平衡态度的倾向。在这方面，北京的原则性中立不仅是一种“战略困境[51]”，也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不管它在操作上有多困难。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知识精英对乌克兰冲突的不同看法。卢金和阎学通都对中国“亲俄”立场的若干批评者予以相当多的关注。不过，卢金把他们视为“与官方路线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意见”。但阎学通将这些少数学者的观点等同于广泛的“中国公民的反俄情绪” 。
事实上，那些“反俄”学者在乌克兰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反俄”多年了，他们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提醒他们的受众，无论是沙皇和还是苏俄都窃取了中国大片领土。尽管这类观点对中国对俄政策制定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些学者仍是中国多元化学界的一部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显然是一个机会，这些“历史长青论者”可以借古论今。与此同时，部分以西方为导向的知识精英也随声附和。而此前由于特朗普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践踏，以及特朗普极端仇华和种族化的对华政策（例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前主任基隆·斯金纳[52]将对华关系界定为美国与“非白种人”的中国之间的“文明冲突”），他们为之尴尬、沮丧，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
然而，即使对知识精英而言，阎学通在《外交事务》一文中也遗漏了一个更为可观的政治现实主义精英群体，包括从事俄罗斯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亲俄或反美，但都务实且专业。因此，中国的乌克兰话语空间应该至少包括三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政策制定者、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
最后，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中立态度是其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该政策是中国在“一边倒”（1950年代反美，1972-1981年反苏）和“两面树敌” 战略（1960-71年）之间的巨大波动后于1982年正式确立。此前片面的外交政策既是冷战的产物，也出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国内环境。
中国上一次在与俄罗斯相关战争中宣布中立[53]是118年前的日俄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东北。清政府在自己领土上的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此举未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而太平洋彼岸“中立”的美国，却为交战双方促成了一项交易。因为美国的举措众目共睹[54]（以牺牲朝鲜和菲律宾的主权为代价），美国总统罗斯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日俄在中国的战争虽然结束，亚洲却在此后70余年中战乱不已，四分五裂，社会革命此起彼伏。
此间，伴随一个贫弱和分裂的中国的是无休止的内乱和外患。相比之下，中国自1979年历史性经济改革以来稳步崛起，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也基本稳定和日益繁荣。在冷战后并不甚有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例如，在大中东地区和现在的欧洲），中美事实上的和解对亚洲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全球稳定，许多中国人不希望卷入目前的乌克兰冲突。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 的结束。按照亨氏的逻辑，目前的俄乌冲突可定义为“西方内战2.0”。
中国当前的平衡举措也可理解为对儒家观念的某种回归，以传统的智慧应对一个混乱的世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庸，或保持中间状态，避免极端化。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将古代中国对其邻国的政策定义为公正和实用主义（impartial and pragmatic），这与秦刚大使对中国在当前乌克兰危机中“原则性中立”的描述非常相似。
中国的“原则性中立”将如何影响日益危险的“西方内战2.0”, 让我们拭目以待。
